黃家樑

黃家樑

教育評議會前副主席、中學通識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教師、第三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者、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普及國史教育關注組召集人。擁有多年教授通識科及中國歷史科經驗,經常在報刊上分享香港史、歷史教學及通識科教學心得,評論教育政策,並主講有關香港歷史、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中史教學研討會,著有通識教育、香港史、中國歷史、中文教學書籍及教材數十種,包括《香港古跡考察指南》、《簡明香港歷史》、《漫談香港史》、《舊香港》、《香港倒後鏡》、《藏在古跡裏的香港》、《如何教好通識科》、《通識應試攻略》等。
英軍統帥璞鼎查後來成為了香港第一任港督,現在中環還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砵典乍街。(Wikimedia Commons)

香港史教學的意義

香港年輕一代都對缺乏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而香港史教學實即可以培養年輕學子的民族認同感,實在是國民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

肺炎疫情發展情況未明,能否於4月中全面復課亦言之尚早,依賴網上學習的日子或會延長。(Shutterstock)

停課不停學下的電子學習反思 

這次因肺炎疫情而衍生的假期,直接引發了香港教育界電子學習的一次「大躍進」,使用次數之多,形式變化之廣,運用深度之大,參質師生之數量、電子教學素質之提升,相信都是「前所未有」的。

擬題未能顧及六大單元,過分偏重香港的社會時事內容,令「通識科」變成「香港研究科」。(亞新社)

通識科改革何去何從

為減低通識科評核的主觀性,令題目更加多元化,當局可考慮加設更多短答題,除考問現時常見的數據分析和邏輯推論以外,也可以直接考問本科的重要知識和概念。

由於每位學生在新高中的選修科目只有三個,而同學更大多只選修兩科,自然影響同學選修理科科目的機會。(Shutterstock)

數理能力下跌 新高中學制難辭其咎

本港15歲學生的閱讀及數學能力均排名第四,比上屆跌了兩名,科學能力的排名則維持第九,但平均分是2000年以來得分最低。依筆者之見,香港學生數理能力下跌,新高中學制設計不當實要負上一定責任。

公開試的考評形式應如何改革,才能解決當前「去知識化」、「框架式評改」、「偏重語文表達」的情況,實在值得深入探討。(Shutterstock)

改革通識課程 切合世界大勢

通識課程改革方向之一是具體化和規範化,長遠應列明單元內須教授的議題,議題背後涉及的知識、概念、理論(留意不只是單單列出概念),而有關的議題可以每隔數年更新一次,以切合世界和社會發展大勢。

所謂魔鬼在細節內,如要改革新高中課程,具體的操作和推行方案實在要小心設計。(Shutterstock)

談新高中課程檢討

校本評核(SBA)、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其他學習經歷(OLE)、四個核心科目等項目個別來看,都是豐富學生學習體驗的良好構思,但是所有項目同時並進,必須同學在短短兩年多內完成,就只會弄巧成拙。

從整個新高中學制而言,現時學生學習壓力沉重,實有必要為同學減輕負擔,並釋放空間,通識科要進行改革,筆者認為是勢在必行。(Shutterstock)

為什麼通識科要全面檢討?

通識教育科有其一定地位,無論從課程架構、教學理念、學習成果等角度看,都應該是新高中學制中重要一環。然而,它要作出大幅度改革,又是合情合理。

擬題的方向、考核的模式、提問的用詞愈是穩定,就愈能將影響考生表現的不穩定因素減低,考生在試場上可將集中比拼課程文件所列的各項基礎知識和共通能力,這不是一件好事嗎?(Shutterstock)

評應屆通識科公開試題

在考問內容和擬題方向上,本屆通識科公開試題表現理想,希望當局能夠將這些優良的做法延續下去,但在提問用詞的透明度上仍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在社會重英輕中和英語日益重要的前提下,要在英語學習和學科學習之間取得平衡,並非當局推行一刀切政策可以做到。(Shutterstock)

母語教育何去何從?

教學語言政策將中學分為中中和英中的措施,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標籤」效應,令家長視英中為名校,使英語教學有高人一等的感覺,重英輕中的風氣也有增無減。

為有效預防事件發生,日常的訓導及輔導工作亦應加強,協助同學建立正確的行為規範。(Wikimedia Commons)

校園欺凌須正視

校園欺凌日趨嚴重,關鍵之一是香港教育制度以考試導向,中小學生在學業成績方面投放大量資源,但缺點是偏重智育發展,令個人成長和品德情意教育有所不足,難以有效培育學子接納差異和顧己及人的情意。

所謂「寬猛相濟」,「權威」和「嚴厲」的教師,可配以學生為本的關顧,做到嚴而有愛。(Shutterstock)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老師倘能建立理想的師生關係,取得其信任,破除隔閡,想必有助循循善誘之工作,是成功施行訓育和輔導的不二法門之一。明白了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重要性,我們作為教師下一步就要反思「良好」的定義。

惡性操練不但未有停止,壓力反而與日俱增,因為學童要贏在起跑線,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結果有目共睹。(灼見名家圖片)

小一派位制度反思

現時小一分配學位方案爭議漸多,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世襲制度固然是其一,統一分區派位階段的校網劃分也造成「名校區」的誕生。

相比起會考和高考,新高中學制的學生選修科目比率大幅下跌。(灼見名家圖片)

新高中學制有何不足?

有人認為高考選修科目與新高中一樣是大錯特錯,他們既無視選修兩科和三科人數的百分比,也完全忽略昔日除高考外,還有會考為學生奠定廣闊基礎知識的事實。

如果STEM教育規劃,只着眼於購置硬件,最大得益者是科技設備公司,不是學生。(亞新社)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如果只以參加比賽或課後興趣班的形式推動STEM教育,就會跟課堂教學脫節,變成純粹的課後拔尖班,在忽略整體同學之餘,科技素養的培育也會有所不足。

政治興亡和朝代特色是根本,由此衍生的社會文化現象是枝幹。(Pixabay)

初中中國歷史科應詳教政治興亡史?

政治興亡史所教的除了中國歷朝治亂興衰,當中實涉及無數志士仁人的事跡,也有奸臣國賊的劣行,可以起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的作用,跟春秋筆法的賢賢賤不肖,使亂臣賊子懼有異曲同工之處。

老師宜以愛心和鼓勵,發掘學生的優點和愛好,循循善誘。(Pixabay)

還學生一個快樂的童年 

今時今日操練和催谷是很難避免的,但當中也有良性和惡性之分,而且學生的感覺很多時是在乎師生平日之間的相處,我們有用心去經營師生之間的情意嗎?

DSE政治不正確嚇壞考生?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0

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Pixabay)

哀哉!市場主導下的教育工作

由於報讀人數持下跌,過去五年每年只有一名至數名畢業生,香港大學將於2018至2019年度,取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兩個主修科,令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其實大學之道如此,中學的命運亦大同小異,高中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因報讀人數每況愈下,早已成為「夕陽科目」;純理科組合「生物、化學、物理」已從舊高中學制的「黃金配搭」,淪為報讀者不斷減少的選項。是學生選擇使然,是社會風氣改變,還是教育政策一手做成?   資源分配要與時並進 自教育改革推行以來,管理主義之風盛極一時,無論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都要千方百計證明自身是「物有所值」,否則在衡工量值和事事問責之風下,會被斥為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及資源配置失當,輕則所得資源日削月割,走上「陰乾」之路,重則面臨慘遭淘汰的厄運。影響所及,大學講師之表現與發表論文數量和學生評估結果掛勾,科目之存亡與報讀人數息息相關。大學如此,中學亦然。自新高中學制後,教育當局大力鼓吹學生自由選科之機制,「市場」力量由此進入中學之門。各科百花齊放,自由競爭,欠缺吸引力和市場前景的科目自然備受冷落,中史和中國文學等首當期衝,數理化等純理科亦面臨厄運。中國文學和中史在會考時代分別有一成一和三成一的選修率,但在第一屆新高中開始時先減一半,到第五屆中六時再減一半,最後只有約半成和一成的選修率,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至於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三大理科的情況,修讀比率也由2009年的7.07%,一直下降至至2015年的4.23%,修讀學生跌幅近半。數學延伸單元一的選修率更由第一屆的11%一直下跌至第五屆的5.7%,數學延伸單元二的選修率也只有8.2%。 事實上,在功利主義作祟下,不少家長和學生不再視教育為進德修業和全人發展的途徑,而是將教育當作「投資」,期望在付出時間與金錢後能取得實質回報,所以選科以「賺錢能力」和「就業前景」為重,被視為「錢途無限」的經濟科成為新高中選修人數最多、選修率最高的科目,而新興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也躋身最受歡迎科目四強。社會風氣和教育政策互為影響下,教育事業漸漸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顯而易見。 當然,教育事業理應回應社會之需要與訴求,不論大學還是中學,科目設置與資源分配也要與時並進,不可墨守成規。然而,市場化和用家主導的做法走向極端,會演變成只斤斤計較於眼前利益,忽略教育工作的長遠回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殊非立竿見影,有時也難以具體量度。教育當局和決策者,也不應只知經濟效益而無視社會影響,以致執一廢百,因小失大。就中國歷史科發展而言,教育當局以其課程內容未能與時並進為由,取消其獨立必修科的地位,在初中引入各種綜合科目,致使國史教育岌岌可危,終衍生新一代國史知識貧乏和國族觀念淡薄的弊病,是為港獨思潮的溫床之一,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又以大學教育為例,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學有所成者可投身太空科技探索,造福人類,也可投物香港以外的科研工作,報效祖國,放眼世界。 要言之,大學乃探求學問和創造知識之地,而非取悅學生和家長的補習機構,萬勿以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益決定一切;中小學教育亦有移風易俗,陶鑄人群之作用,實不應以市場主導和管理主義作為教育施政的方針。 0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Pixabay)

芬蘭成功經驗的背後——香港學不來的地方

早前,筆者在《芬蘭是這樣照顧學習差異的,香港可以嗎?》一文提到,北歐國家芬蘭不但在國際評比中有理想表現,其對學生的校內差異處的包容性,以及在收窄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習差異的成就,均是香港所望塵莫及。其處理方式主要有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時能做到真正的「學會學習」,在能力與知識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強迫學子操練以提高成績;校內不會有「精英班」和「非精英」班,同班同學按不同能力編入不同學習組別,少有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學子能建立內在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的階梯中按自身進度拾級而上,故能取得成功經驗。   成功經驗可以參考 不可複製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   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   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   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 0

學生自殺與教育制度無關?

學生自殺與教育制度無關?

在新高中學制下,絕大部份學生都可升讀中六,無形中提高了學生和家長入讀大學的期望。當局沒有相應增加大學入學比率,結果中學文憑試壓力比以往高考有增無減,形成高競爭和高壓力的教育生態,愉快學習已成遙不可及之事。

談教學文化的轉變

談教學文化的轉變

教改提醒我們要做好啟導者和促進者的角色,在處理某些課題時甚為合適,只是當它忽然成為金科玉律,遍地開花,就可能出現反效果。

創意教育與應試教育

創意教育與應試教育

只要公開考試的指揮棒不改,只要擬卷和閱卷者仍有種種或明或暗的框框,教育改革要訓練莘莘學子的創意思考,實在障礙重重。

如何提昇學習的記憶力?

如何提昇學習的記憶力?

人的記憶分為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短期記憶的容量有限,而且轉眼忘掉,因為當中不少是「無意義」或「不重要」的資訊,何況我們每日接觸的是海量的資訊呢!

操練真是洪水猛獸?

操練真是洪水猛獸?

毋庸置疑,全港性系統評估已經異化,給學生、家長、教師、學校帶來沉重壓力,甚至變成不合理的壓迫,但我們應該一刀切地將所有形式的操練污名化嗎?

中史課程應否詳近略遠?

中史課程應否詳近略遠?

在課時捉襟見肘下,「削減古代史」的建議並不可取,當局理應在不改變現行課程架構的前提下,增加中三的教學節數至三或四節,以教學時間來體現詳近略遠。

課程改革——知識與能力的兩難

課程改革——知識與能力的兩難

自教育改革以來,當局強調培養學子終身學習的能力,發展創意思考、批判思維、應用知識等技能,然而忽略了基礎知識的建構,以至不少科目出現重技能而輕知識的情況,在沒有充足的背景和學術知識下,進行討論和探究,結果適得其反。

翻轉課堂教學模式香港可行嗎?

翻轉課堂教學模式香港可行嗎?

在不少外國和國內成功的經驗面前,不少香港教育工作者都有意引入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不過,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學習模式是否只適用於某些科目或課題,需要一定的資源和背景,並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學習動機和能力,而且與當地師生的教與學文化相適應。反之,在沒有上述條件下,將之應用在不同背景和科目的學習上,會否變成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甚至出現「一場遊戲一場夢」的情況,實在值得深思。

Login to your account below

Fill the forms bellow to register

Retrieve your password

Please enter your username or email address to reset your pass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