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考慮凌駕學術判斷、專業自主的禍害有多深,看看內地李文亮醫生作為武漢肺炎的「吹哨者」,卻被視為造謠,之後更被訓誡,導致錯失防疫黃金時期的例子,便會知道。
香港警隊就更直接受中聯辦操控,打着「止暴制亂」的旗號,不斷「以暴製亂」;同時又在示威中混入內鬼,弄得示威者敵我莫辨,由此自導自演一幕幕的城市巷戰。
大學管理層(包括校、院長與校董會成員)一方面驚恐社會與政治爭議進入校園,另一方面卻享受特殊的待遇、甘願作為政治統戰的對象,這難道不是一種既虛偽又矛盾的現象嗎?
倡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不是要搞港獨,反而是讓國際社會有途徑監察一國兩制之運作,重建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在電視鏡頭之前的所謂「暴力」,很容易觸動了大家的情緒,覺得有人搞亂社會。但躲在制度背後的一眾人物,用盡了制度可以給予他們的權力,限制、打壓、欺凌與他們觀念不一樣的人,這些暴力傷害可能更大。
我真的不明白,治港班子常大談做好年輕人工作,加強和他們溝通,卻一昧只懂擺出這種官威,採用一貫的威嚇性口吻。恫嚇的對象不但是莘莘學子,還全覆蓋學校、校長和教師。
修例的爭議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
站在前景一片黑暗的今天,回顧百年中國學運的歷史,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作為一名小小的大學基層教員,我也不敢妄想就憑小貓三兩的行動,能對整個權力體制產生絲毫影響。
領導及管理層的權力有否受到校內的機制約束?還是校長及管理層可以隻手遮天之餘,更善用機制及制度的漏洞,欺凌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員工,製造恐懼,逼使其他的同事緘默?
和以往你就讀過的小學、中學不同,到了大學大專的階段,學問上的課題,以至你在校園內外的舉措、判斷,很多時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又或者是不同的人,會按他們的標準,給你不同的答案。
香港院校以國際化為號召,強調與大陸緊密的學術交流及研究,吸引外國科技界頂級學者來港,技術轉移之餘,更能提升大學的表現及排名,但功利計算的背後,卻協助了一個極權政府去監控人民。
作為香港的大學,每年花費數以十億計的公帑,主要工作乃是教育香港的大學生。那麼大學應如何面對急速轉變的世界?如何才能裝備好我們的下一代,以面對科技泛濫帶來的全新挑戰?
自新學制實施以來,成立了不少自資院校,但當中不少收生相當困難。由於這些院校基本上依賴學費來維持院校營運,不穩定的收生造成院校頗大的財政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院校自然多以短期或兼職合約聘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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