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在全球最不友善城市，在2015年排名亞洲第一，是否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她值得為我們的下一代作出這麼大的犧牲？而我們沒有其他人為此挺身而出？

50億，是一個觸動教育界人心的數字。記得在回歸首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撥款50億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本人亦在當時被委任為基金督導委員會成員之一。 回想起來，其中點滴仍歷歷在目： 首先，設立五十億元基金，震動世界，宣示董先生重視教育對特區未來的影響，十分重視下一代的培育。其次，針對當時一些理財原則，所謂「量入為出」，領導層明白，萬一政府財政緊拙，對教育撥款有所制肘，也有基金可以靈活撥款，不受財政預算的條文規限，教育項目有些「私己錢」，加強持續發展的效果。最後，當時政府對學校用款的規管比較繃緊，常常是專款專用，錢銀間的抽屜不能打通。若學校有創新性工作，又不能在經常性開支中支付，便可向基金申請撥款，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教育活動，並把經驗予以推廣。   期望可以維持教育公平 記得在首五年委員任期的任內，基金存款由50億降到約37億，即是說在三數年間，基金津貼教育界十多億元，受惠的中、小、幼、特、大學、甚至教育署都有，足証教育撥款或有不足及靈活用款的市場需求。教改推展後，學校的工作量大增，對財政的需求亦大增。在基礎教育界多番要求下，政府亦深感需要增加資源，便設立了學校發展津貼，每間標準班數學校每年有約50萬元的非經常津貼，用作減輕老師工作量及增加學生活動用款，回應當年的訴求。近年，這項撥款由非經常性漸轉為經常性撥款，亦証明學校是需要這項撥款支撐經常性開支。 基於政府每年按財政預算計劃使費，學校的急切需要只能用按年支付方式撥款，大大增加學校財務的不穩定性，譬如︰支付了三年的「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取消了，運用資金招聘的合約老師便要離職，類似的情況近年愈來愈多。不同的新計劃及新的需要下，政府用不同機制按年撥出津貼，教育界形容為吊鹽水機制，當然是有好過無，但一旦關水喉，又有合約老師要離職，老師工作的生態環境可見一斑。 最近教育界亦有些擔憂，由2017年9月起，政府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計劃，教育支出亦一定會大增，錢從何來？ 過去多年來，官員最常用的壓制教育界增加撥款要求的句式是這樣的：「餅只有這樣大，你用多了，其他界別便少了。」我們都知道幼兒教育重要，我亦甚至常常說零至三歲的教育最重要，我們一直不滿足應用”學前教育”這四個字，把幼兒教育界摒諸運用公帑資助的門外。我們都希望幼兒教育真真正正成為我們基礎教育的其中一個亮點。但資源不足的憂慮還是有的。 這幾年因為適齡入學人數減少，縮班殺校後所得的款項，部份留在教育界用款項目下，我們才多了些吊鹽水使費，但近年小學人數呈上升趨勢，倘若因輸入勞動人口，增加就學青少年數目，教育經費緊拙的情況必會加劇，教師職場的不穩定性亦會持續甚至大增。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次聽到「50億」這個亮麗動人的詞語。 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把教育放在首位，並聲稱若當選，每年增撥50億元教育的經常性開支，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概括兩點︰ 1. 每年50億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補填很多缺口。幼兒教育使費，合約教師轉入常額教師，一些吊鹽水短期計劃可以轉為常設機制，也可資助自資專上學生的學費，幼、小、中、青、成人、父母皆可受惠。 2. 這是經常性開支，不用擔心「俾俾下攞番」，也不用寫大批申請書，卻因為被認為沒有甚麼創新元素，被人丟入廢紙箱。 在此，我衷心講句︰「令人振奮」。我希望將來能夠落實有關措施，我覺得林鄭月娥女士長期在政府服務，尤其在社署及扶貧的工作經驗，令她明白貧富懸殊正深深侵蝕香港的基石。舉一個例，教育界都在一些掙扎裡，這便是「轉直資」的問題。直資學校制度的建立，原則是讓一些可以多付出的家長，把資源投放在子女身上，難道香港人沒有這個自由？「俾多D錢，食好D都唔得？」富貴，多吃無礙，但貧窮不是罪，我的子女也應該可以接受好一點的教育，資助中小學的校長及老師，慈善團體，宗教辦學團體的領袖，看見直資系統有更多家長投入，不是眼紅，家長肯多付是應該的，但我們都希望校內的較弱勢兒童可以接受好一些的服務及栽培。 期望這每年50億的經常教育經費，可以在平衡貧富懸殊，穩定教師及父母人心，維持教育公平，栽培下一代上發出一點光輝及熱力。

我離開會場時，腦袋裏勾出一串串存放很久的問號，腳步殊不輕鬆，心想：有人談論或許總好過無，教育重要？還是教育對選舉重要？

有民主大師說：「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及聲音是民主的基石。」

從以上三位特首的產生過程，可以說：我們還是認定一位理想的特首是：他能獲得中央信任，懂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經運作，亦獲得官僚系統支持，三位一體最為理想。

為什麼不給學校去選擇學校認為應該怎樣處理的評估模式呢？

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一切挑戰也可以是我們的考驗吧。

究竟校園內可否討論「港獨」？相信是今年9月1日最觸目的議題。有人說這是真議題，有人說這是偽議題，但既然說了出來，這便是議題了。

最近有校長在校內舉行學生投票，決定某些日子應否在校內升國旗。這個消息傳出來的日子，校長們在群組內議論紛紛。究竟校長有那些應做，有那些不應做？國家領導人有那些應做，有那些不應做？這實在是要再三反思的題材。

記得回歸初期，施政者不斷強調雙城記（新加坡與香港），三城論（新加坡、上海與香港），經常把新加坡、上海與香港作出比較，當時的數據分析顯示，我們的整體競爭力比今天為高，今天，我們怎麼了？

美國總統奧巴馬卸任前訪問越南及日本，進行和解之旅。大家都知道，越南及日本都曾是美國的交戰國，在越南，奧巴馬受到高規格對待，美國並即時宣佈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運。在日本，奧巴馬特赴廣島探訪，撫平日人二次大戰的傷口，奧巴馬這些舉措的最大目的，大家都估計是針對中國，達到圍堵的目的。

TSA 的討論靜下來了，大家都在靜靜地等待今年小三的試行計劃完成後出版的報告，再定行止。太陽之下無新事，這幾個星期我執筆論教育的衝動也下降了，檔期出讓了不止一兩次，也有教育界同工誤以為我抱恙在身而致電問候的，在此一一謝過。   近日翻看小學校長群組內的留言，發覺有兩個話題引起大量的討論,近期罕見，他們稱之為「林大輝旋風」。   林旋風第一擊：火柴盒學校   擔任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大輝議員在3月22日會議上主動討論「火柴盒學校」：這個差不多被遺忘了的話題，令小學界精神為之一振。事緣在60、70年代，大量適齡兒童要進入小學就讀，當局除了暫行半日制（這暫行經歷了40多年後才逐漸取消）去處理外，在新建的屋邨（原稱徙置區的）興建俗稱火柴盒式校舍，安置大量小學生，校舍設計千篇一律，每層走廊居中，兩旁是課室，教學授課的聲音困在磚牆內互相干擾，學童不見天日, 也無活動空間，令人垢病。   全校只有一至兩個特別室，多數運用地下作操場，缺乏籃球場，天台有加建作禮堂的，後來在校舍改善工程計劃下才有部份學校加建了特別室及升降機槽，略有改善，但也有至今因環境特殊而無法作任何改善或加建的。近日我有機會去部份火柴盒式小學觀課，缺乏升降機使用，上落樓梯，頗覺疲累，更為每天多次上落及巡堂的同工叫苦。經過一些統計，原來至今仍有多達28間學校運用舊式火柴盒式校舍。這陳年問題再被牽起，小學界人心大快，忍受了多年的問題，真的有希望逐步解決？   林旋風第二擊：林大輝斥教育局不肯檢討小學人事編制和薪酬架構堅離地 (4月14日YouTube 出現的標題)   2015年11月，四個小學教育團體聯合發表一個研究報告，略謂小學教育界可能有接班人斷層現象，事緣校長工作十分困難，而支援不足。加上副校長及資深主任不擬接棒，研究報告建議當局檢討薪酬架構，吸引準教師入職小學界，這報告亦遞上教育局局長，當局也曾接見了四個教育團體代表，其後宣布不擬作出任何檢討，小學同工對此極表失望。處境被忽視除打擊自尊自信外，亦在備受冷待下反思所謂「伙伴關係」的真確性。及後在4月11日一個立法會會議上，出席議員一致通過議案要求教育局檢討及改善小學人事編制及老師薪酬架構，這雖然是一個沒有約束力的議案，但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林大輝先生對此事的關注，令小學界同工受到極大鼓舞，心中歡呼「林大輝真伯樂也」。   示範何謂立竿見影   4月27日林大輝先生聯同多名議員，以及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等官員，參觀葵涌區三間火柴盒式低於標準的校舍（全港此類校舍仍有28間），了解學校的營運狀況及校園環境，並即席同意成立三方會談，讓官員、校方代表和議員一起討論如何解決有關問題，包括制定時間表和短、中及長期措施，執筆時得悉以上安排得以落實，三方會議將會在5月16日舉行。   林大輝先生是立法會議員，也是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經常在報章撰文討論教育問題，亦主動提出討論議題，以上兩項即火柴盒校舍及小學老師薪酬架構是最近的傑作，從報章報道圖片所見，4月27日出席實地考察火柴盒校舍的議員起碼有譚耀宗、梁國雄等，在林大輝領導下，建制與非建制議員聯同楊副局長一起言笑晏晏，頗令人覺得三方面都是關心莘莘學子，我期望以學生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低於標準校舍的改善問題有一綫曙光。至於教師薪酬架構及編制的檢討，希望政府當局也可以開綠燈，因為牽涉的包括準教師入職的吸引力，及升職的激勵,，這對教育素質的改善，也是必需重視的環節。   結語：事件顯示民生優先仍是市民的期待，重中之重也，但願議員們在9月選舉後能颳起更多旋風，吹散民間的怨氣。   （封面圖片：亞新社）

明年特首選舉將會是梁錦松、曾俊華、梁振英三個人的競逐……

我不熟悉醫療方面的事，大概有關這疫症的處理，局方一定有專責委員會研究，開會時的討論也必細緻詳盡，但解決方法也不易實施吧。為什麼這樣說？同病相憐也。

下年度的財政預算發表了，教育支出雖然佔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政府公共開支的重要部份，同工們略感失望之餘，討論了一些強化教師效能的方案。

這是個吊詭的問題，今年取樣50校的試行研究計劃，若最後結果空前成功，便有誘因提問：為什麼以前不採用？為什麼以後不能再採用？相反，若試行研究計劃失敗告終，更有誘因去再做研究。

孫中山先生對年輕學生說：「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我們有這樣的人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注獨贏，必獲噓聲。但我還是要說，我撐用資助方式，加強一帶一路國家與本港學生的學習交流。   （一）一般人對大財團企業的壟斷總有怨言甚或聲討，但對美國獨霸世界經濟領域卻習以為常，雷曼事件緣於美銀行界輸出有毒的金融產品，禍延世界，香港的老人家也遭殃劫。事過境遷，沒有太多人深究美元獨霸世界，無限制地印鈔，流通新興市場，然後一聲加息，萬劍歸宗對全世界的影響。中國若要抗衡這種局面，就要爭取外交及金融領域的話事權，設亞投行及提倡一帶一路經濟區，若用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去看，合乎國情，與美共逐世界話事權，我個人是支持的。   （二）兩年前的暑假，教育評議會組團去寧夏自治區學習交流，在聽取教育部官員匯報的簡報會上，我留意到有介紹內地刻意在少數民族區域如寧夏、雲南建設國際級大學，與外地加強交流。現在看來，這或許是一帶一路的部署，加強中國與南亞、中亞，甚至西亞各國的聯繫，加強中國對亞洲的影響力，文化與學術交流，對此我亦樂見其成。   （三）最近有一段不大為外界留意的報導：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公布全球28個國家裏最國際化大學排名，港大排名第三，城大排106，稍高於中大的108。入選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榜首為卡塔爾大學，其次是盧森堡大學，然後是港大。澳門大學則排第六，本港入選200名內的還有科大、理大及浸大。香港是一個自我標榜為國際化的城市，若國際化對香港人才培育及經濟發展有利，保持國際化優勢是必需的，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澳門大學在國際化上的優勢呢？最近聽過一位澳門大學教育系的學者在座談會上的談話，他說澳門的學生比香港的還要辛苦，為什麼？香港學生講「兩文三語」，澳門學生講「三文四語」，因為還要加上葡文，但正是這個原因（葡文與歐洲、南美洲、甚至非洲的聯系），加強了澳門大學的國際化。自從回歸以後，在國際化上香港是落後了，港人與歐美間的交往其實無甚進步，若一帶一路的國家佔全世界三分一經濟產量，就算只為香港的經濟利益，加強交流是否也是必走的路？   （四）給奬學金本地學生出國留學及給奬學金別國學生來本國讀大學的政策，各國都有一定的歷史，對人才培養、各國文化融通都有貢獻。不要說清朝的公費留學生，及港英時期公務員子女留學英國的潮水了，我的學兄多年前由教會資助赴美讀大學的過程，我也常掛在口邊與人分享。六十年代能在港升讀大學的寥寥可數，我就讀的中學由美國來港的教會開辦，每年都會資助優秀畢業生赴美到相同教會辦理的大學就讀，學成回港服務，其中有兩位師兄在大學裏與一位美國跨國企業的接班人做同學，畢業後獲重用，來港後到內地設立該跨國企業的分區業務，成就裴然，至今學弟妹們津津樂道，我也曾以此例與教育局領導人分享。   在回歸後主張港府用奬學金方式資助中學生回內地重點大學升學，加強中港融和及合作，可惜資助本地學生在境外學習被認定是用公帑資助內地（多年前這是禁區，長者離港在內地若干時限也不獲老人金是一例），不了了之。（按語：這幾年長者可以在內定較長時間定居，本地學生也開始獲得資助可以赴內地升大學，相比之下，其實已屬進步）在經濟情況許可下，資助本港學生赴外地升學，甚至資助外地學生來港升學，對香港的發展有一定的價值，也應該持續進行。   （五）前數天有美軍巡邏船誤闖伊朗水域，九男一女美兵被扣留，但不足24小時便被釋放，評論員說這事若發生在一年前，後果會不堪設想，事件曝光後知悉，原來是美國國務卿與伊朗外長互通電話後的結果，原因是這幾年因美伊談判，兩人建立了私交及互信。這件事令我更確信加強香港的國際化，多與外國朋友聯系對香港發展的確有好處。   當然我明白大家可能被10億元這個數字嚇呆了，政府因為不想事事向立法會請款，凡有新增項目必定獅子開大口儘量索取一種類似基金形式的款項運用，在行政與立法關係緊張情況下，這是慣用手法，我相信這不會破壞政府一貫審慎理財的方式，10億元不只是與一帶一路學生交往的用款，而是全球學生都可以運用的款項。   當然，我怎樣說都好，只要我提及一帶一路，必有噓聲，但我還是沒有辦法不說一說我個人淺薄的識見及想法。   （封面圖片：[email protected]/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又是新一年的開始，今天我與大家回顧小學教育界的三件大事，並思考其影響。

最近有人對我說，部分年輕人自以為是，目空一切，與成年人開會時喜歡大聲講粗口，又附和「噓國歌」的行為，以表示對現況、建制不滿，我想：「這是敗壞之兆，還是復興之路？」

日前參加一個小學校長團體的聚會，席上邀請梁錦松先生主講，闡述近期對香港教育的一些思考，他的第一句話：「世界變了」，勾起我一些回憶。

無論如何，一葉知秋，成人們對政府或教育政策的不滿，若透過未成年子女說不，或許也是權力的一種濫用吧。至於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後遺症。我呼籲：大家坐下談談，好嗎？

我們除了發覺應正視小學校長的斷層現象外，小學領導層能以團隊方式工作，互相欣賞、支援，並自信地發揮專業能量，領導學校，令人欣慰。

我們除了發覺應正視小學校長的斷層現象外，小學領導層能以團隊方式工作，互相欣賞、支援，並自信地發揮專業能量，領導學校，令人欣慰。

教育界的老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流淚撒種，歡呼收割。我要向內地教育工作者致敬，大家加油！

部分教育工作者又為了滿足傳媒的鎂光燈，有意無意的附和着所謂「諸事理」的大眾口味，令老師又要開會、又要回應，疲於奔命。

每逢提起「起跑線」，我總會想起斯巴達兒童的故事。據說古希臘斯巴達城的嬰兒剛出生時，便要被檢驗體質，如果不合要求，便會抛棄。其中一個方法是把嬰兒抛入流動的河水中，能舞動雙手求生，掙扎浮起的，便能保存性命，不然便會任其遇溺而死。另一說法是：作為母親的，會用烈酒為其嬰兒洗澡，若無法承受，便任其死去。斯巴達兒童們的起跑線，何其悲慘，但我為什麼要把這些事與眼前父母們強調的「起跑線」，放在一起思想呢？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這名稱太壯觀了，令人誤解報告書的內容名實不符……尤其是聽到最快實施的日期是2017年9月，而最終只有大概六成幼稚園學生免學費，大家的心裏不期然會問「這不是雷聲大，雨點小？」

不只一次聽見有人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若這話屬實，台灣人實在足以自豪，我就很少聽見香港人有自信這樣說，這幾天工作較清閒，便找了幾篇報導看看，研究一下近20年台灣的教育狀況。

講者介紹了三種領導模式：專權獨斷、自由放任、民主決策，他即時補充講者也說其實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絕對地奉行其中一個模式，也不能說任何一個模式只有優點，沒有缺點，也很難說那一個優於另一個，要因時制宜、取長補短……

這幾天是假期，與老伴逗孫為樂，相處時間多了，更深入了解老伴這大半生是怎樣與小孩子相處，反思中，驚覺港孩成長的限制……

據悉仍有不少被結束的小學，其校舍仍是空置，政府應優先考慮把該等校舍改建為上述免費幼教會建議的幼稚園資源中心，為充分利用設施，可考慮把校舍的一部分改建為一所幼稚園，中心與幼稚園合為一體，資源運用的協同效應亦會大增。

報載針對「水貨客」的光復活動愈趨激烈。上水、屯門之後，轉戰去沙田，令我這個曾經做過「水貨客」的不無感慨。事實上，很多老一代都當過「水貨客」。做「水貨客」，有罪嗎？

1978年以前，初中學位不足，1962年起用中學入學考試作為篩選工具，分配小六考生進入官津補各類型學校的中一學額，簡稱「升中試」，對小六學生的老師及家長而言，這只考中英數三科的一次過考試，十分高風險，影響學生入讀不同中學的機會，也與校譽攸關，俗稱「一試定生死」。當年小五、小六生除補課外，有些所謂非主科的教節，也大有機會被挪用作操練考試之用，這種考試文化，除了主宰學習動機及氣氛，我認為也影響了小朋友的做人態度。

雖然已是30多年了，但我難忘在1981至1983年在日本的觀察及反思。在1980年我當上一個大辦學團體的一間「蚊型」小學的校長，從此踏上26年小學校長生涯的征途。辦學團體在當時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每年復活節一定辦一個屬於中、小學全體校長的遊學團，並負擔大約一半的旅費，我這個校長新丁隨老大哥老大姐們在連續三年的復活節去了日本。

若我在退休前寫本文，有人會說，為什麼你不寫小孩子在小學裏應該怎樣教？我的心意你還未明白？我想說的是：小孩子的教育，在0至6歲時最重要，我不是想為小學、中學老師推卸責任，責任是誰也推卸不了的。我們若推卸，是自作自受。（不久的將來，每一個年輕人要照顧三個老人家，教不好他們，不是自作自受？）但我真的深信：0至6歲最重要。

由於本港大學競逐國際排名，也由於近年香港社會加速走進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大直路，大學用了不少資源，網羅了一大批頂尖的學者來港工作。一些來港學者，由於一向在世界頂尖學府受教或教學，對學生的要求十分高，我們一般人都認為應提高本地生大學名額，他們暗裏不以為然，因為本港進入大學的學生雖然已經是精英的精英，但在他們心目中一般仍是「未夠班」。

假若政府施政及推行新政前有詳盡研究，施政阻力必會減少，成功的機遇率必會增加，最重要的是獲得民心與研究人才。這種學識及能力甚至可以輸出，成為真正的教育樞紐。《一代宗師》裏有一句對白：「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我與一些朋友自局署合併殺掉教育委員會後，常常與政府中人溝通：「諮詢架構失效是教育施政的絆腳石。」年復年，未知這「念念不忘」，何日才有「迴響」？

有些港人早兩年講地球村、世界公民，抗拒國家的認同。今天若是同一批人喊港人優先，便會更令我困惑了。新高中文憑試課程實施了三年，作出中期檢討是必須的，但是否要借機「殺科」呢？三思。建立艱難，一下推倒，之前的心血及基礎沒有了，非學界之福，也更令人對香港教育是否專業取向失去信心。

我覺得佔領行動一定會對今後施政有所影響，最近不同領域人士都會檢討教育及青年工作，當然向上流或青年參政機會等也一定會觸及，我反而覺得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是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我們成年人對青少年真正了解的有幾多，若不了解，又從何開始？究竟我們遇到的是什麼問題，怎樣解決？

美國被認為是民主國家的典範，不是也有警察與群眾的大衝突嗎？台灣有藍綠對決，不論說法，縣市長也有政黨交替的現象，這不是大家追求的目標嗎？為什麼也會有反服貿的學生及群眾運動衝擊法治？想着想着，我有一些新想法：群眾運動必然發生，警民衝突可能是常態，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就正如新聞裏面常見的風暴消息、地震報道、火山爆發、禽流感又再出現等。

有朋友向我介紹說，你一定要在伍校長退休前去他服務的學校參觀。伍校長服務的學校是一所為智障學童設立的特殊學校，位於天水圍區。雖然我在小學教育界服務多年，也曾與特殊教育界別的同工有多方面在議會服務及諮詢工作上的合作，對特殊教育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了解，但親身參觀學校的次數也不很多，加上與伍校長認識多年，能在他退休前見見面，在職場了解他的工作，也談談退休後的動向，有一定的吸引力，便去了一趟。

其實很佩服那些出色的韓劇編劇員，不論背景，如講法庭、醫院、宮廷、懸疑、政局、時空交錯等，往往在首二、三集便把你吸引住，總有些令人慨嘆其設計精妙之處。

2000年9月起施行教育改革，令某些小學的收生狀態也起了一定變化，一條龍中、小學及直資中、小學的引入，加上所謂優質私校的出現，一般小學的收生情況更形惡化。引入一條龍中、小學，直資學校等，表面上的理由是辦學多元化，讓家長有更多選擇，但由於這類有新型校舍的或者是老牌名校，增加了資源，或可以自稱全英語教學，加上收生的彈性（例如直資學校可以全港性收生） ，辦學的策略更靈活，投入的資源更豐富，傳統的一些小學便相形見拙，市場競爭轉趨激烈。

1980年起我出任小學校長，從此我脫苦海了，因為我沒有授權其他老師向學生施以體罰。間中有頑劣不堪的，我也多以罰站、罰抄代替打掌心，教導不是一天半日的事。暴力阻嚇只能收短期效果，同時得不償失。終於，破壞師生感情的苛例在1991年廢除了，教育當局頒令自1991年9月起，老師不能向學生施以體罰。

在台回港後當了小學教師，每年都會教小五及小六兩級，學生作升學選擇時我都會加一把嘴，游說他們考慮把工業教育放前列位置，那幾年有不少學生因為信任我的推介，進了九龍工業中學。

我經常想國家最需要的是有生產力的人才，而衣食住行乃國民所需，我較重視的科系是農業、畜牧、礦產、工程、科技、製造、建築和運輸，我經常勸學生不要只把目標放在純學術的研究，職業導向的教育也同等重要。

一位訓導主任說：「我有些擔心校內老師被家長控訴疏忽，我聽聞有一所學校，學生在禮堂排隊放學時打鬥，其中有受傷的學生家長控訴老師疏忽，法官判案時說就算是家長照顧兒女，也不能完全避免子女受傷，故判無罪。但又有另一宗案例，教師罰了多名學生在課室盡頭罰站，其間發生打架，受傷的學生家長在控訴老師疏忽的案件上勝訴，我來是要好好學習兩者間的區別。」

回想清末中國實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史稱洋務運動），目的是用西方科學振興中華，而習主席的講話，也有「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等語。從正面看，若發覺儒家學說，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利，古為今用，又有何不可。

教育界人士希望教師行列能吸引優秀人才，作為一個小學教師，我也希望小學教師隊伍能有優秀人才，中、小學教師同工同酬，是我們一向的期盼，在此之前，唯有說句：小學老師偉大些。

暑假結束後開學以來，校長、教師們有一個經常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學生罷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