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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遲早也會成立國家級的機構，到海外大規模提供義工服務；唯無論從立法規管和具體執行等方面，目前十畫未有一撇，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有優勢。

巴爾古提驕傲地回答我說：「事實上，我們巴勒斯坦人已建立了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堪稱是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只不過你們傳媒沒有太多的報道。我深信，朝着這個方向，巴勒斯坦人最終能夠立國。」

「真愛夢想」是一個扶貧組織。潘也因此在種種榮譽之中，是「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他們主要的發展，是為邊緣或貧窮的農村孩子，帶來夢想。概括起來，是讓孩子們有「自信、從容、有尊嚴的未來」。

美國民主黨人更熱衷於意識形態，會有更強的冷戰思維，因此推動以台灣為棋子，挑起中國的激烈反應，會是未來幾年拜登更熱切傾向使用的方法，當中肯定不斷會測試中國的底線。

幾年前筆者曾做過一個緬甸NGO的調研，發覺差不多所有外國來的NGO，都有外國政府的資助。最大的是美國。緬甸軍如何應對是控制國內局勢的關鍵。

在聖彼得堡走訪俄國十九世紀著名作家杜斯杜耶夫斯基書中所述的地方，我想起了當下香港有多少人面對《罪與罰》中的那種靈魂拷問和掙扎。

我們出生時沒有基因編輯技術，所以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而正正是這種不完美，才令我們需要連結起來，守望相助才能有所成就。

我自小就對受苦難的人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同情心，在上世紀50年代，香港路上有時候會看到棄嬰。我聽到他們的哭聲，知道他們尚未死；我看到他們是用被包得好好的，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寄望有人把他們抱回去的。

我們唯有大聲疾呼地指出，若要救熄伊波拉這場如大火般蔓延的疫情，各國便必須走進火場「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