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經濟增長

事實上，目前來看，經濟實力仍然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根本，而這個世界上不懈努力，奮起直追的國家不在少數，我們還是要有緊迫感。

要避免結構財赤，除了縮減開支、發債支持基礎建設，還要加上經濟增長，節流之外還須開源。未來兩三年可以回復收支平衡，本地經濟的增長點在哪裏？增長幅度是否可追得上開支？

按《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特區的財政預算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事實卻是，香港已在4年內有3年錄得赤字，現在看來，回復預算平衡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過去幾年市場不時傳出恒大出現債務問題，但每次它都能化解危機、安然渡過。很多投資界人士都不明白，這種高槓桿、「債冚債」的營運模式為何可以「歷久不衰」？

60多年過去了，美國在全球地位，下降36%，中國上升4倍，日本打回原形。這段歷史極值得研究，勤奮工人，市場縱深，產業結構，科技創新都是原因，沒有後悔藥！

中國將來的經濟會繼續高速增長，但我相信她對降低堅尼系數的影響力會慢慢下降，原因是中國已進入高收入階段，收入的繼續上升，不會拉近窮國與富國的差距，甚至有可能把堅尼系數再提高。

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講過，每當想到增長率不同足以造成生活水平的巨大分別，就難以對其他問題提起興趣了。我於是就跟學生說，這個經濟學者的意見不代表大多數。為什麼？

長期以來，香港的經濟增長都比不上內地。好的時候有內地的七成，但差的時候，可能連內地一半也沒有。大病愈後，香港宜先爭取復常，很難要求大病後的身體比病前還要強壯。

烏克蘭既不能加入北約，加入歐盟亦遙遙無期。歐盟自己亦在風雨之中，能存續多久，誰也沒有什麼信心。

朱雲來指出，投資無法帶來產出的相應增長，反而導致資產的產出率不斷下降，質疑投資形成的資產意義何在，更引伸出全球經濟是否真的需要持續高增長的問題。

如果單靠成立委員會、喊口號和大量撥款，而未能以全面和科學化的政策研究作為制訂和執行的基礎，對香港經濟幫助是不大的。政府的投入，其長遠經濟效益可能是有疑問的。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美國民主現在突然在實效比賽中敗下陣來，形式上的民主便顯得沒有說服力，整個美式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便崩塌下來，這叫美國政府如何受得了？

自人類有歷史以來，社會學家與政治領袖都一直在為達到「共同富裕」而努力。老子說「上善若水」，原因是水會為追求平等而終身努力不懈（流到世界同一水平）。

災難與危機往往成為人性與良知的照妖鏡，一個缺乏同理心的民族、一個被仇恨沖昏頭腦的城市，追求穩定和諧，談何容易。

多間大行先後將內地明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不足6%，部分甚至認為今年第四季連六也不保。以內地經濟政策效率，有政策就會有更高把握以達致數字上的增長目標，但連番政策之下，債務及其他後遺症憂慮是持續存在的。

李克強令市場滿意的，並非是刺激經濟政策本身內容，而是解釋得令外界心悅誠服。最明顯不過是他主動提出，2萬億元減稅計劃，但赤字率上調0.2%僅涉及不足4000億元，再從他的答案大可咀嚼。

中國經濟擴張，過往是粗放，追求數量和GDP，背後是無序的生產能力擴張，以及其後的房地產膨脹，推動的力量是社會與政府不停宣傳的消費主義。

中美貿易戰未有止息跡象，環球經濟前景未明，山雨欲來之時，工商界對前景未敢樂觀。踏入2019年，正是時候回顧及前瞻，為未來及早準備。

就無形資本密集型經濟而言，日後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不在於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而在於如何使之兼容並蓄。承襲自上世紀的種種社會和福利政策工具，也許已不再切合所需。

香港人手上的現金依然很多，他們在作資產配置時仍對投資房地產有強烈的偏好，因為他們在房地產市場上所取得的回報遠比在股市多。

內地處理工業產能過剩和房地產供應過多等問題已有一定進展，内地經濟預計將略為放緩。人民銀行可望維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而美元弱勢可能持續，2018年底的在岸人民幣匯率預料會低於原先估計。

經濟研究部預期2018年全年經濟增長為2.8%，低於對2017年的全年預測，但仍然高於過去五年（2012-2016）2.4%的平均增長。

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有潛力發展的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包括環境保護、醫療、健康、科研及教育的投資。

林毅夫：「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來的，不是消費出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資出來的。」

雨果獎已是科幻作家能達致的巔峰，但對於郝景芳，只是她投身社會的起點。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實質GDP增長了34.5倍，帶動了全球增長，香港的經濟也早已主要由內地帶動。

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日後要舉債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