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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以為預備的飯盒不足，正想向負責老師大興問罪之師，但兩位女孩連忙表示其實在演出前不想吃太飽，所以她們各自吃半個飯盒。

香港作為一個如此發達的城市，要保護一批無助的兒童，是否如此困難？為何不幸事件屢屢發生，我們只能慨嘆稚子可憐，卻不能杜絕這些事件再次發生？

鄧炳強認為，中大校訓「博文約禮」最能概括中大精神，「我希望中大畢業生慎思明辨，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責任感的人，並擁有愛國愛港的情操，貢獻香港，貢獻國家。」

幼兒受虐個案，一宗也嫌多。「只聞樓梯響」的強制要求舉報虐兒法案，必須盡快（例如兩個月之內）通過。特首李家超領導的現屆政府，提出「以結果為目標」的綱領，也應該在這事上貫徹實施。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馮可立認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

林鄭特首的5個學年，就教育投資來說，是歷屆特首之冠。新舊特首將於7月1日換班，後疫情年代的教育怎樣走出困局，是李家超先生的又一「以結果為目標」的考驗。

早幾年，美國Netflix推出電視劇《13個理由》，這種戲劇表達手法，無疑把自殺者光榮化、英雄化、浪漫化、淒美化。政府似乎有必要對新的傳媒訂立新的遊戲規則。

由於「一校一社工」的政策，當老師遇到學生有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時，很自然就會轉介給學校社工。筆者那代人多有昔日老師循循善誘、鼓勵同學、協助同學面對逆境的記憶。可惜這樣温馨的情境今天已少見。

時下社會，不少人生活上同樣困難重重， 年輕人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啟發？「勤力是基本，也要有目標和規劃， 有時始終不見成效也沒有辦法，但仍要堅持勤力。」

不少香港長者都在網絡世紀之前成長，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教育，對互聯網、社交網絡等都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們對生活被數碼化，未必那麼容易適應。

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新增資源如雨後春筍。小學的中層人員分工、中小學的行政工作分工，輔導及特殊教育需要的支援等新增資源的運用，都對現行學校的運作及生態有着莫大的改變。

面對複雜的社會，一校一社工的支援系統已不合時宜，學校需要更多駐校社工處理學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