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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本應是關乎全民利益的政界頭等大事，如今卻變成不似預期的反高潮事件。真正的新聞性不在於李家超的選舉工程，而是「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

我相信，吳靄儀這篇法庭演詞會成為香港一國兩制歷史一個重要印記。我更希望，她對維護法治終生不渝的立場和理想，可以對不少今天在位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員，發揮醍醐灌頂的作用。

鄂蘭的洞見就是說，犯上滔天的邪惡罪行，不只是大魔頭的責任；如果社會上充塞了大批拒絕思考、不作個人道德反省和判斷的普通人，在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往往有意無意間成為了邪惡的同流而不自覺。

今天香港，不少人要在維護公義和配合政權暴政之間作出選擇。香港崩壞的速度有多快，視乎有多少人勇於維護公義，抵制暴政。

我認識的來港工作的外國朋友，大部分都不覺得，香港是一個警察國家，香港警方經常使用過度暴力。他們原先都生活在文明國家，如果特區政府行的是暴政，他們怎會選擇來港工作，並樂於繼續在香港長期生活？

政治舞台上的戲碼沒有預告片，既然生於亂世，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面對社會危機，各本其性情，各守其分際，各據其體會，各按其知聞，互相參詳制約，謀定而後動，三思而後行就是一代人修成的正果了。

如果革命有望成功，將來可以有一個更完美的社會，那人民的犧牲或許還有點價值。但如果革命的目標建基於虛幻，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那就不應該叫整個社會一起去冒險付出代價。

若自己已經身為社會賢達，卻未能發揮影響力，相信還會尤其自疚。我們追究自己的責任也來不及，實在哪有心思反過來去指責這些柔弱的學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