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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20多年，政府經常把很多工作交給外判公司代理，經公開招標，價低者取得生意。如此循環產生一個不良的影響，就是既然價錢壓得很低，外判公司只能將就去做，因而往往工作的素質不見得好。

新界鄉郊的樹木比居民還要多得多，一些樹木早已枯死，或樹根長蟲導致腐爛，但政府沒有人理會。大埔梧桐寨村長因發現枯樹，等不及政府執行，自行處理枯樹，不幸被樹幹擊中致死。這是新界人的憤怒。

研究香港歷史，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學術年刊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年刊作者不乏香港史權威，特別是一些洋學者，他們的研究報告，令人大開眼界。

現今的許多新市鎮，失去了文化底蘊的特色，個個都大同小異。而我們視之珍貴的，不僅僅是土地，更加是土地上留存下來，近千年氏族形成的文化結構。

曾有一位朋友第一次到訪新界古村後，有感而發的說「這裏不像香港，也不像廣東農村，它是獨樹一幟的新界人文風景。」

新界原居民生活方式不變，人心更是從來沒有離開過祖國，根本不存在人心回不回歸的問題，甚至我可以說，在大歷史的軌跡下，新界從來沒有離開過祖國的懷抱，只是曾經租借給英國99年而已。

中大與漁護署合作，利用最新的基因組分析技術，成功為兩個曾在香港種植的水稻品種「花腰仔」和「絲苗」製作能分辨真偽的「基因身分證」，以科學為香港水稻重現真貌。

清明節帶着孩子掃墓是一項很好的家庭教育，讓孩子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的？要尊敬祖先，要孝順父母，要懂得孝悌之道的重要。

在提供更多機會讓公眾參與之餘，仍能保持規劃申請制度的效率，是不容易拿捏到適當的平衡。

劉智鵬教授認為，香港許多社會問題，根源都是我們缺乏歷史教育的平台，年輕人無法從前人的經驗，學到做人做事的道理。為了增加中國歷史科的趣味，他建議改革中學文憑試課程，讓學生能夠騰出更多課時學習中西史。

發展商有的是地，把長期閒置的新界地活化成私人居屋項目，最終將會是多贏之舉，新世界此次推出的方案極具參考價值。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近期政府少有貼地的長遠策略，而且必然可以實現，不會永遠停留在願景階段。問題是如何有效率地落實？

新界的西貢山清水秀，依山傍海，當地居民務農、捕魚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但當日軍的鐵蹄入侵西貢，生活就徹底的改變了！

在60年代起，香港人口大增，工業發展，因此要在荃灣發展工業及住宅區，而要在沙咀道一帶填海，位置正在鄧氏家族的龍穴前方，影響其穴之風水，引起鄧氏反對，但至今已不復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明日大嶼是否值得投資，等到明日才考慮，只會明日復明日。善用市場，除了明日大嶼，還有今日祖堂。

政府為何不能積極考慮推動將口岸基建由單一通道功能轉為經濟輻射帶動功能？為何現時所有陸路口岸附近區域發展均有欠規劃及進展呢？

在此庚子年初秋，金桂飄香，花香送他一路好走，安然魂歸天國，我們永遠懷念新界一代才子──溫漢璋。

嶺南墓葬之後，要「執骨」，入葬過了十年多，便要再把墓棺打開，把先人肉身已化剩之骨殖，再放入一個石龕中，再入土為安。

族譜的淵源最早可遠溯至商朝，至西周時代開始盛行，並逐漸成為宗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一個元素。劉智鵬教授指出，宗法制度並非只是歷史，在現代社會同樣亦可尋得其蹤跡，新界族譜便是宗法制度的「現代版本」。

筆者認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首先要「正名」，讓公眾準確掌握「計劃」的精髓，其實是「增量共享」，而非「土地共享」。

郊野公園工作人員們每天處理過噸計的落葉、樹枝及樹皮等大自然的垃圾。他們每天工作都被日曬雨淋、又或被風吹雨打。

往昔的荔枝窩幾乎瀕臨荒廢，只有太平清醮才有村民從四面八方回來參與，緬懷鄉情。但自六年前開始有團體進駐荔枝窩推行鄉郊活化計劃後，荒田已經復耕，部分棄置村屋亦翻新，準備發展民宿，令沉寂的荔枝窩漸漸復興。

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於1957年來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擔任過舉足輕重的要職。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以為他回「國」了，但直到他離世前，仍然居住於香港。

政府應該重新全面檢視所有土地補償價格，為求加快收地步伐，不妨考慮酌量提升補償價。此外清拆土地上的居民及建築物的補償問題，亦要檢討確保是公平及足夠的。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數以萬計基層家庭被迫捱貴租、住劏房的情況下，是否必需要等到所有民生設施都完全到位才能開始發展呢？還是可考慮採用先建屋、後改善的分階段發展模式呢？

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走向國際大都會，新界原居民做了最核心的貢獻，為什麽大家都看不到？新界的歷史是由愛鄉愛土開始書寫，留下愛國愛家血跡斑斑的一頁。

以免費建屋牌照形式建屋，屬合法傳統權益，以私人協約方式和換地批出的丁地權，屬於違憲，意即丁屋權本身合法，如用公家地就不合法。對原居民來說，這裁判的影響相當大。

相信政府寧願選擇用換地的方式，要原居民去政府指定的地方建丁屋。法庭只是說原居民沒有權利非要政府與他們換地不可，並沒有說政府不可以為了行政需要而選擇與原居民換地。

江啟明先生筆下的香港，把不少已消失了的景物保留於畫中，隨時代變化的面貌亦活現於紙上，何只百景，這個展覽所選的，是其中一些具代表性和說明意義的作品。

丁屋政策不是法律，是原居民固有的合法傳統權益，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本來就是祖傳的。

雖然集體政府租契看似有礙於農地改作非農地用途，但上訴法庭既貫徹法制的整體性，又能作出放寬土地用途的判決。如此廣闊眼界與闡釋彈性，正好是普通法的一大明顯特質。

香港政府重視解決人民住屋問題，應該效法新加坡的成功模式，立即在新界的廣闊平原地上，規劃新的居民點，然後以規劃圖則和公眾利益為基礎，動用香港法例第124條《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所需土地。

智經建議以「20分鐘社區生活圈」為行動方針，讓市民能於20分鐘的步行距離内，使用不同的公共設施和社區服務，以及享受當區的文化與自然特色，從而鼓勵市民活出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締造宜居城市。

新界鄉議局是世界上少有的代議政制與血源共生的產物，是中國人以家為核心的典範。

歷史的進程令新界土地變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無論官方民間，如果繼續在原有的範式下思索新界土地利用的問題，恐怕只會不斷在死胡同裏兜轉而無從覓得出路。

新界是歷史的產物，新界土地問題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要處理新界的土地問題，首先要認識新界的歷史。

假設沒有新界，港九只是個彈丸之地，天然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受制，很難獨立生存。

一方面繼續在一些合適的發展項目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另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完善和開放的途徑，給予社會大眾、各界人士甚至外來專才有機會提出土地發展建議，同時協調相關計劃。

1951年，港府以防止偷渡和走私為由，把毗鄰深圳的大片土地列為禁區，自此沙頭角與外界分隔，由繁榮變得冷清。沙頭角的民初樓宇未有發展，得以留存至今。

戰後的香港急速發展很需要土地，於是政府便將新界農地與屋地的換地比率調整。

英國租新界之前，鄉民擁有土地永久擁有權。這個永業權是有條件的，王朝更替，可能就不再有效了。

把「丁屋」事宜擴大成為原居民「特權」的傾向，應該放棄，免得自尋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