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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料得到，不及50年，台灣就有李登輝、李遠哲之流出現，以教育改革為名，去中國化為實。手段之一就是減少閱讀文言文。

一是文化是傳承的、日新的，二是今人應當上友古人。因此，困乏之時，疲憊之時，我們更應該翻開古書，看看古人的生活智慧，作為今人行事的參考。

筆者把《經紀日記》譽為香港三及第文學代表作，同時亦是三蘇三及第巔峰之作，因為它是劃時代作品，它所展示的是40、50年代香港社會浮世繪。

時光飛逝，訪問在愉快氣氛下完成。經此訪談，我深深領會到張教授在學問上的博大精深及精益求精。作為初中學生，我一定要把握時光，充實自己，將來可以像他那樣遨游於知識的天與地，更可發光發熱，貢獻社會。

猛虎、巨蛟、惡人、毒草都要根除，人心才會安穩，社會才會安寜。但人的惡習甚多，但萬惡「懶」為首。嗚呼哀哉！「懶根不盡除，難有好人生」。

粵語有「正斗」一詞，義為「正宗」、「純正」，甚至引伸為「質素上乘」。原來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非常重視「斗」是否「正」。

教育和文化重建，是這個歷史轉捩點上的頭等大事。在此重建工程中，小學階段無比重要，是培養文化興趣和語文基礎的黃金時期，我們不能錯過，也不容錯過。

去年女兒代表學校參加第一屆「腹有詩書」比賽，時隔一年，我再次坐在台下觀賽。當日會場内嘉賓雲集，學生竭盡所能，比賽氣氛相當熱烈，讓我們經歷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文化之旅，也令我對本地古文教育有一些觀察與感想。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胡適促使白話文在今日社會流行，是其不可磨滅的功德。因白話文廣泛普遍的應用，間接幫助我國掃除了一半以上的文盲，功勳卓越。

在中華文化面對西風的衝擊，年輕一代熱衷於西方節日文化，對中華傳統節日文化底蘊缺乏了解和認同的今天，作為老師，是不是該引導學生欣賞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長善」與「救失」呢？

文學傳承離不開經驗，不會作詩填詞，怎能與古代詩評家進行有效對話？不會寫作文言文，怎能給學生講清文章理路和言說技巧？

2010年起，國內掀起了一股「民國課本熱」熱潮，100年前的民國中文教科書的市場行情如火如荼，極受家長們青睞，熱潮延續至今，為什麼呢？

李春陽《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一書，可以視為半部當代中國文學史、半部中國漢語史。

對初學的兒童而言，誦讀《三字經》等於熟記了許多常識、國學及歷史故事，還可將學習到的內容作為做人處世的典範，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三字經》一直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材的首選。

現在不重視文言文，這個語文的基礎學習和提升的過程給阻隔了，學生連基本的古典知識也沒有，怎能融會入個人的表達之中？

要改革香港教育，千頭萬緒，筆者不揣譾陋，試提出幾點認為重要核心，謹向專家學者請教。

或者有人覺得語言是要來溝通的，達到目的便可以了，繁好簡好，何必執着？但我的職業病還是教我遇到錯言病句，習慣都要改一改，或者希冀能改出些大道理。

文言文就好比進入古典文化世界的津樑，這津樑是要靠教師來建造的。教師自己不濟，津樑無法建成，對後學就是損失。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黃老師坦言，現在首先要改變「粵語是一種低俗語言」的觀念，「觀念不改變，說什麼都沒用」。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粵語，絕對見得人！任何語言都見得人，何況粵語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文言文如果只是給人「看」，聊備一格，佔分少而至可有可無，存在只為敷衍反對者的訴求，那倒不如完全放棄來得徹底。中文考卷不牽涉文言內容可以嗎？

教育界的尊嚴斲喪殆盡，而更嚴重的是，中文科竟成為學生心目中壓力沉重、索然無味甚至深感厭惡的學科。歸根究柢，學、教、考三方面都須作深切的檢討。

其實死背硬記表面上是很負面的動詞，有沒有想過，中文由於有其字音和句子結構的特點，背誦起來有其聲情效果。

向有「死亡之卷」之稱的中文科文憑試即將開考，今年更新增12篇文言文範文作為考材。闊別多年的範文在文憑試又再重現，教大如何支援教育界教授文言文？

所以為原則、為理想，哪怕只是為「搵食」，令中文真正的吃香——而非只是中文補習吃香——已到了燃眉之急了。

國文的根基愈好，看古書的能力愈強，愈能體會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認識文化，不宜牽涉太多政治概念，正如余光中指出，語文比任何政府都要長。

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快樂學習難度很高，相反來說讓學習有成果，使人感受快樂，卻容易得多。穿衣服要量體裁衣，學習何嘗不是？

李光耀說：在講求效率的廿一世紀，新加坡的國民必須要有快速吸取訊息的能力和正確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

年輕時多讀書、多背誦總是有益的，只有那時才會背誦。我40年前背的到現在還記得，所以要趁年輕多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