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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夢，昔日長城電影公司最紅的公主，查良鏞讚美她比西施還要漂亮。1967年夏夢忽然拋下香港事業移民加拿大，查良鏞特別在《明報》發表社評祝福夏夢。查先生當年所寫的，今天重溫，仍然有新鮮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漸這樣一個決心繼承革命傳統，非常愛國、愛黨，又勇於犧牲精神的正義之人，自覺不自覺地被捲入中國革命的歷史洪流，卻飽受委屈和挫折。

58集電視劇《人世間》是根據梁曉聲2017年底出版的100多萬字同名長篇小說改編，梁曉聲對東北的官場文化、社會風氣和民眾觀念中的種種問題，洞若觀火，愛深責切，絕對是一部寫當代題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國安法》首案差點練成當代文字獄，標籤某些詞或用語為違禁，使用者不需確定意圖即構成犯罪。此路不能開、此風不能長，特別是政客日益不負責地使用「心知肚明」等法外引導性語言。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

「鮮血是死神的唇膏，所以是殷紅殷紅的，死神給每人分一杯殘羹，所以大家向它歡呼。人們不會惋惜這頭可成一級勞力的小牛因殘廢而判處死刑，只是遺憾小牛太小而食客太多。」

「真與美不能挽住時間，假與醜卻佔據空間，感謝我們發達的腦細胞有儲藏記憶的功能。」這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慘痛教訓。

「大家似乎都喜歡這頭小牛，又叫牠『小雜種』，當語言大師念念有詞地吐出惡毒的咒語，字典也收集大量骯髒詞彙的時候，大家都一致公認粗話和下流話有芬香的泥土氣味。」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生命中的烙印。

對不起，我把妳，把陳通流，還有別人的故事揉在一起，成了已枯萎的紅花，擺上了祭壇，給傷痕文學抹上小小的一筆。這個年代，是哭的年代，陶斯亮給她爸爸的信把許多女教師女同學的淚腺拉長。

我注視自己的命運，也關注妳，關注同一代人的命運，還有許多農人和底層人群的命運。在思想的國度，我是自由的流浪者。

恩公教訓說：「阿弟啊，魚蝦不值錢，你條命值錢。」我氣喘喘趟過海灘，白花花浪尖已淹過脖子……堤圍，我癱在地上，冷汗與熱汗直冒。算命的說了，危難時命裏註定有貴人搭救。

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歷1969年「七二八」大風、大雨、大海潮。忘不了，大風雨的考驗，大海潮的洗禮。

別了，少年的夢，青春的光環也自動褪色。

從那個時候開始，命中註定我只能在夢鄉裏，或腦海裏叱吒風雲。但使我可以冷靜地審視別人，審視自己。

毛主席說橫掃牛鬼蛇神，後來又要「造反」。新興街口一陣口號，戴紅袖章小將們威武的聲音，我趕緊跑去。中年女教師，頭髮亂絞成陰陽頭，大眼睛，面熟，不認識。

我向生活抗議，雲是自由的鳥，柔軟的翅膀輕輕拂過青青的草地，黑紅的皮膚，撫摸鬆軟的黃土和硬石頭的心。

我們有責任向孩子們，向年輕一代講故事、講文化、講歷史。我們對漂流世界的民主浪子情感很深，埋怨也不少；期待他們精神回歸民族和家園。

陳培勳不顧戰火漫天，隻身北上入讀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完成後在重慶的中華交響樂團出任低音大提琴手，其間結識李凌，為日後在中央音樂學院共事創造條件。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實在仰望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和大學制度。中國政府明白階級定性、推薦入學等禍害不得不除。

筆者參觀秘魯的著名海上國家公園的「鳥島」，切身感受堆積了數百年的冀土臭味難擋，並觀賞了在安底斯山脈上形成的大型圖像「燭台」，驚嘆大自然的神奇。

單偉建生於1954年，12歲便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洗禮，15歲被下放到內蒙古荒漠戈壁灘苦寒之地「屯墾戍邊」，他以無比的堅忍鬥志在生產建設兵團的「農業連」捱過6年非人生活。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所謂「選辮子」，是刻意在已有的事物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切入點。所謂「造辮子」，是在沒有借口之下曲解或製造無中生有的「事實」，作為攻擊點。「抓辮子」更容易理解，就是依靠強權以點擊面，同時又以面擊點。

4月19日是法國漢學家畢仰高90歲生日，新書《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比較》最近亦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他曾經信仰共產主義，但文革令他理想幻滅。如今他說：「革命這事，若有可能，頂好還是不革。」

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大國動員不易，在初期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因素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

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122周年的冥誕。有傳1967年香港暴動期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曾打算派解放軍開入香港，但周恩來獲悉後迅速制止，才不致在香港出現「中英大戰」。

外國遊客來到Coppelia品嚐「社會主義雪糕」，絕對是一項冒險活動！冒險，需要有一點入鄉隨俗的智慧。去古巴前, 筆者已苦心研究，如何進入這間神秘的雪糕公園探險？

香港新聞博覽館剛開始了一個名為《內地採訪70年》的專題展覽，讓行內行外的人重溫70年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難忘片段，從中也可回望70年來新中國的發展。

中國表面上不是一黨制，因為除了共產黨外，還有其他沒有實權的小政黨。所以中國實際上是一黨制，是一種意識形態引導、運動頻繁的政治體制。國體變成黨國。共產黨領導一切，最後變成領袖統治。

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來得蹊蹺，去得古怪，中國命中有此一劫。十年辛苦遭逢，最後才發覺，沒有任何人從這場運動中得益，文革留給我們的，只是災難和負資產。

中國監管問題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制度隔離」的現象，即監管者和普通人民並不在同一個制度體系裏面，或者他們表面同處一個制度體系，但被一種制度所隔離。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與其說金庸是「文人辦報」，倒不如說金庸是「儒商辦報」，更為貼切。

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桎梏，即使縱觀其人生，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早已大於中國傳統文化。倒是後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因世事變化而更為深刻，反倒成就了最好的金庸。

一般來說，這是會令人聽了不安或焦躁的聲音，但響在我那年幼的耳朵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安穩和安慰的感覺。我知道﹐那是媽媽穿着拖鞋來回踱步，構思着她要寫作的文章。

李振盛說，文革爆發已經過去了50多年，《紅色新聞兵》書中的場景和氛圍，看起來並不太遙遠，對文革親歷者來說仿如昨日，他用鏡頭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漆俠先生學術道路深受20世紀中國實證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漆俠先生治史領域寬廣，側重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和宋史，在這些領域均取得很高成就。

成熟經濟體中，並不乏類似「過期青春」的現象，日本的御宅族與草食文化就是一例，但中國「初老族」的中產階級要更加具有英雄氣概。

現在閉上眼睛，隨便扳起手指，中國民營企業和混營企業有多少家富可亂國？

「溫柔」並不是怯怕或懦弱，而是以最大的同理心去觸摸歷史的肌理，讓我們更有勇氣面對過去，面向未來。

這個擔憂，始於鄧小平逝世後，始於很多人說，「現在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

立場持平、客觀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不能公開放映，這些情況，值得港人深思。

我特別用「找尋」這個詞，因為覺得傳統逐漸消失。現代生活的意義就是「斷裂」，外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