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房屋政策

告別辣招,還是暫別辣招?他日香港樓市再度升溫,辣招會否捲土重來?(Wikimedia Commons)

告別辣招

凡此種種的扭曲,加起來到底到底有可觀?社會上哪個階層損失最大?搞了十幾年,對香港到底是否利大於弊?辣招到底是個護身符,還是有害身體的香灰水?這個研究題目,吃力而未必討好,但願有專家會在將來找出答案。

這一波移民潮可能改變往後政府土地及房屋政策的成效。(Unsplash)

經濟學說人傑地靈

作為生產要素,人和地是互補的。人去樓空,移民潮當然會減少土地及房屋需求。問題是,今天人才外流是短暫性還是結構性?政府在制定土地及房屋政策時,要先解答這問題。

未來五年土地與房屋政策之我見(中)

未來五年土地與房屋政策之我見(中)

低估離婚與再婚引發之需求增長 離婚與再婚急劇增加,成為香港房屋需求增長的主因,實屬始料不及;大批有意置業或計劃組織家庭的青年人無力購置居所,愈來愈心灰意冷。香港離婚率現已高踞全球第五位,自從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兩地居民交往日趨頻繁,跨境婚姻急劇增加,香港的離婚與再婚數字大幅飆升,。只要看看離婚與再婚趨升的統計數字(圖1),便能理解對房屋供應造成的重大壓力。 1976至1995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包括初婚及再婚)總計為803072宗、離婚總數為84788宗、再婚總數為65794宗;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婚姻為數878552宗、離婚高達323298宗、再婚則增至256066宗。離婚與再婚數字飆升現象既未能預見,更遑論準確預測。這從房屋統計資料可見。 1976至1995年期間,累計新落成住宅樓宇單位總數達1267335個;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新單位僅得857378個。兩段時期比較,建屋數量減少三份之一,至於單位數目與住戶數目的比例,1976年為0.91,1986年為0.98,1996年為1.08,2006年為1.11;2016年則為1.08,這一比例在1976至2001年期間逐步改善,但期後卻漸走下坡。 離婚與再婚對公營房屋政策影響極大,皆因這些家庭多集中於收入組別中的下半層。換言之,不但「有產階級」的房屋需求有所增加,缺乏經濟條件的「無產一族」也不例外;離婚與再婚數字上升,且其中多為未能負擔不斷漲價的私人樓宇的家庭輪候公屋時間頓然大大延長。 時下不少年輕人不願與父母同住,或有意自組家庭,卻苦於缺乏經濟條件,無法沾手私樓市場。 戶主的婚姻狀況無論屬初婚或再婚,在現行公屋分配政策下並無區別;公屋租戶離婚或再婚,均可重新申請公屋單位,因而暗藏鼓勵缺乏經濟條件租戶離婚及再婚的誘因。除非當局免除此一誘因,否則增建公屋只會助長補貼離婚及再婚,進一步增加對公屋的需求。要真正滿足缺乏經濟條件者與日俱增的房屋需求,必須先行檢討公營房屋政策。 曾蔭權當政時期,為優先照顧貧窮長者,已令公屋輪候時間增長。2011年,本地65歲以上住戶已有近半數正租住公屋;現時在公屋編配方面,長者大致上可算獲得充份照顧,最感不滿的實為年青一眾。 話雖如此,若以增建租住公屋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則是大錯特錯的政策,決不應令公屋政策變成助長以離婚、再婚方式耗費公帑,房屋政策應以協助住戶置業為主要(縱非唯一)目標,而合資格申請公屋者應只可一生享有一次福利,令已享福利者在家庭破碎前三思而行。 資助自置居所的房屋政策有利於穩定家庭關係、培育子女、促進工作意欲、增強社會凝聚力,並可縮窄不同階層因物業財富差距而產生的政經鴻溝。 政府房屋政策不應只著眼於增建單位,以解決住屋短缺,而必須正視房屋需求日增的一大根源:離婚與再婚。要解決房屋短缺,又避免同時令問題惡化,必需為市民大眾提供自置居所的機會,而非僅僅提供租住單位。 要減少由離婚與再婚帶動的房屋需求,需將現有出租公屋,特別是1997年後建成,與及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內仍未售出的單位,出售給現有租戶,將單位私有化,此舉除可大大消減公屋住戶的離婚意欲,同時亦於減輕經濟分化問題上跨進一大步。   財政預算與社經發展 香港人口正急促老化,一日未能大事改革入境政策,則只能繼續依賴未有增長的勞動人口,去負擔未來數十年不斷增加的長者人口。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佔本地GDP比例亦只會持續向上。 特區政府近10年來財政盈餘豐厚,但要應付公共開支日增,必須重新檢視現有收入基礎。財政盈餘如此可觀,全賴土地和物業價值大升,對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均大有裨益。然而樓價升勢還能維持多久?即使仍能維持穩定,來自土地與物業的收入漲幅亦有盡時。 另一方面,來自個人薪俸及中小企業的稅收,在整體稅收中的比例不但難望提高,更有收縮之虞。工資增幅有限,相關稅收又怎會大幅增多?從圖2顯示的兩種現象可見一班:一)實質工資增長放緩;二)工資分佈下層的增長率較頂部緩慢。 1976至1996年的20年內,男性實質工資增幅每年平均為4.5至5.5%,而1996至2016年間,增幅則只有1至2%,銳減原因固然與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另一要素乃由於在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的過程中,工作人口中人力資本增長下滑。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工資增幅與工資水平息息相關,假以時日,形成工資分佈集中於底端的現象,亦即工資低於平均水平者佔較高比例。此一趨勢若在現行稅制下持續(可能性甚高),則本地稅基只會更形狹窄。 投資教育顯然有助於未來持續增長,不過須待一二十年,才能取得實效。政府總開支佔GDP比例勢將有增無已,然而薪俸稅和利得稅收入卻難望增加。要平衡政府財政預算,今後長時期內只會日益依靠土地與物業相關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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