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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當不再是殖民地政府管治，人們的文化意識一天比一天強，而李家超願意通過施政，牽頭示範，作出扭轉軚盤的行政措施。我深信3條思想路向，對香港人，特別是未來一代，將會帶來新的希望！

香港與大灣區同根同源、同聲同氣，文化的交流從未間斷，以不同方式緊密聯繫，人文的互通將是大灣區各市的共同任務。如能加強合作，便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及影響力，成為東亞文化藝術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若能利用兩地現有私募基金架構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這方面的合作，便利私募基金跨境投資和資金流動，香港勢必成為投資內地國際私募基金的首選註冊地，這也將是香港吸引國際基金管理人選擇香港作為註冊地的優勢之一。

香港佔據着粤港澳大灣區金融中心的位置。引入有限合夥基金制度，吸引私人投資基金在香港成立和註冊，有利於將資本引入實體行業公司。

馬克斯是怎樣把足球布陣和投資扯在一齊的？他認為基金經理就是足球領隊：主攻的不錯可以勝得光彩奪目，但剎那一定不是永恆，以防守為基石的隊伍才是長勝將軍。

早在其他人還在仰賴直覺、本能、老派研究方法做預測的時候，西蒙斯就已經決定挖掘堆積如山的數據、運用高等數學、研發最先進的電腦模型。他激發一場革命，橫掃投資世界。

強積金費用高，每年令你損失一點點，積少成多時間愈長愈入肉。只要強積金一日費用較高，自願供款對年輕一代唔划算。

政府正陸續實施2018年度預算案稅務寬減，尤其提高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自願供款免稅額至每年6萬元，且惠及延遞年金供款。政客喜出望外，稱讚官員從善如流，惟未知他們有否了解強積金及年金皆私營，是盤生意。

今年大市由2016年12月見底後反覆上升至今，途中唱淡見頂之聲不絕，不過大市卻充耳不聞，未懼風險。

內地在打槓桿及控風險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治標與治本只是一線之差。

險資在持續一段時間增加港股持倉後，會否因為保費收益增長減慢而受影響，似乎仍然要觀察。

這些年來，筆者接觸很多的機構投資者（即所謂大戶的「聰明」錢），以及不少的散戶，都認為在成功的機構投資者和投資失利的散戶之間，最大的分別就是對資產配置重要性的理解。 筆者參與不同的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委員會，很多時間就花在研究討論對資產配置的事情上；相反，當筆者在散戶的投資講座裏，問有多少人認為資產配置是投資理財最重要的一環，通常反應都寥寥可數。相反，有更多散戶醉心於其他投資回報的來源，例如估市場方向的market timing，或選股（security selection）。 事實上，關於選股的討論頗複雜。某些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例如股神畢菲特，他們的選股都非常厲害；不過，筆者認為他們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不一定是一般散戶理財應該或者必須模仿的對象。 眾所周知，主動性基金經理（active managed funds，相對於被動性的指數基金）在歷史上來說，扣除費用後，只有約兩成多是跑贏大市。近幾年，這個比例就更低，往往只有一成不到；而且，今年跑贏的這一成多人，明年後年是否也是同一班人能跑贏呢？相對的比例就更低。 基金跑贏實屬少數 試想想，這些主動性基金經理，通常個個都是名牌大學畢業，而且全時間全副精神每周七天，每天12小時，全方位追踪市場資訊，都只是落得如此成績。 相對之下，散戶不一定都有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且又通常有份正職在身，只有在放工後或周末等工餘時候，拿一些財經報紙或雜誌看看其他專家的分析，又怎能奢望自己能透過選股去跑贏大市呢？ 更何況，報紙雜誌的專家分析，他們自己本身也不一定能跑贏大市。因為剛剛已提到，長線跑贏的基金經理根本是鳳毛麟角，而喜歡接受訪問的專家，並不一定等於往績好。在忙碌的生活中，隨便翻閱一些不一定跑贏大市的專家建議去選股，自然不可能跑贏大市。 如果那麼多的學術文獻都顯示資產配置佔回報80%至100%的比例，那麼marketing timing和security selection的比例，就只有在0%至20%之間，為甚麼散戶大部份的時間仍然關注在這兩方面呢？ 筆者相信，可能跟整體的金融理財通識教育不足有關，而現時，絕大部份的金融理財知識，都是靠一些「賣方」（sell side）來傳遞，自然有所偏頗。 而且，國外的投資顧問，比較多的是用整體理財收費的方法，而非單靠賣產品來賺佣金收費，於是比較能看大局，關心更多資產配置的整體大問題。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建基在不穩定之上，但是香港的貧富差距就是社會不穩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