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國共內戰

60至70年代全球正值反殖浪潮，港英過去行之尚可的「華洋分治，以華制華」策略已不足以應對世局，六七暴亂付出難以彌償的大量傷亡代價，也成為香港社會轉型的契機。

回歸之初，台灣陸委會希望香港可以在兩岸交流中發揮重要中介作用；但到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執政後，台灣就不斷攻擊一國兩制。到香港在2019年發生反修例風波，蔡英文政府更看準機會，稱一國兩制「徹底崩壞」。

在烏克蘭戰事風起雲湧的今天，從兩岸有關國共內戰的電視劇立體地了解一下真正的戰爭，或許對於沒有真正接觸過戰爭的我們，有更深刻的「體會」。

常書鴻離開巴黎，放棄落日看斜陽的優容生活，於1936年返回國事仍艱難的祖國，出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主任，以保護這蘊藏逾千年的民族文化敦煌寶庫為己任。

我們的國家根本不需要虛構一個「中國隊長」，因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甚至每一位革命烈士已是中國的「超級英雄」。

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其實源遠流長，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和香港有關聯。本文側重從歷史角度，簡略回顧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到了尼克遜，看到遏制中國無效，開始接觸，但從1972年至1978年也花了6年才談判成功。仍然留下沖繩釣魚台問題、台灣問題兩個尾巴，正是為德不卒，美國制度的通病。

90年前，九一八事變掀開抗日戰爭序幕，其中一位抗日名將便是知名作家白先勇之父白崇禧將軍。10年來白先勇教授致力為父親立傳，為什麼他有這個念頭？他又如何看待父親的功過？他在與毛升的專訪中與我們姥姥道來。

香港能否再生，決定於怎樣改變港人的心態與取向，這不是回歸一制，內地一制也正在改。

五十年代張國燾在香港組織了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後來各人因為金錢利益、政見等問題拆夥；而龔楚雖被標籤為「紅軍第一叛將」，但中共元老對他還保留一些情面，晚年他獲北京批准返回廣東韶關家鄉度過餘生。

19世紀的九龍寨城，由主要防患海盜的功能，轉化為對英軍作戰的前哨陣地，戰火一次比一次臨近城門。及至屢次戰敗，外交失利，國勢危殆，寨城官兵被逐，管治權異常的寨城，孤獨無援的走進20世紀。

從1920年代的北伐，到1930年代的抗日、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白崇禧與蔣介石都是密切的合作者，恩怨糾結亦深。文學家白先勇與歷史研究者廖彥博合作的《悲歡離合四十年》，為讀者展示了相關的歷史輪廓。

趙滋蕃透過《半下流社會》寫出南來難民在香港社會的悲慘生活，他們散居各處山坡木屋、棲身調景嶺簡陋棚屋，除了要和大自然搏鬥之外，又要在政治權力、人性黑暗的漩渦掙扎求存。

想當年，《明報》是擁有最多讀者的反共報紙。那年代也湧現一批年輕的女性寫手，有些一直風行至今。

蔣介石與白崇禧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其實也就是中國歷代「雙雄不能並立，一山不容二虎」許多故事的翻版。如果蔣介石採信他的最高軍事幕僚長國防部長白崇禧的戰略建議，國共內戰的結果，恐怕不致於此。

香港第三勢力運動之興衰，美國政府為幕後主導者。直至50年代被「第三勢力」人士蒙騙，除了花冤枉錢、所託非人，英國人看在眼裏，一清二楚，不得不介入，向美國表示：中情局在香港資助的第三勢力活動，必須停止。

《春秋》生於憂患，誕生於數以萬計國民黨「孤臣孽子」滯留香港的年代，這批文人將士以至來自各省的平民百姓，需要一份可以慰藉心靈的刊物，《春秋》正好為他們提供適時的精神食糧。

歷史文物不止珍貴的書籍，還有報紙。今天的報刊僅有數十，但回想香港當年，曾有過千份報紙在本地發行。不少報界翹楚紛紛寫下他們的見證。

父親一生可說是一部民國史的縮影，1911年父親18歲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見證了民國的誕生。其後歷經北伐、抗戰、國共內戰，1949年12月30日離開大陸毅然入台，父親參與了民國誕生與在大陸的衰落。

吳永輝從1973年起在耀章公司掌舵超過47年，期間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重回內地市場發展，令公司業務再登高峰。吳永輝今天仍然在耀掌舵，日理萬機，對香港繼續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與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充滿信心。

吳耀章與吳永輝兩父子的故事從1926年的上海公共租界開始跨越到2020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了95年的歷史縮影，期間經歷了時代的起落跌宕，兩代掌門人經營的公司至今依然在西藥分銷業界屹立不倒。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已有70年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應該尋找出來。我一直希望史學界能多關注這場關係國共內戰勝敗的戰役。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1948年7月共產黨掌控《星島》編輯部後，《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引起國民黨震怒，但卻改變不了事實，唯有不斷向港英政府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