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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希望美國人服膺中庸，那只是wishful thinking。美國若能「致中和」，周有光在天之靈，也會笑了！

由筆者編寫的《明治維新的教導》日前在日本正式出版。這本書站在一個外國人的角度講述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歷史，並為應如何看待如今的中國提供了一些參考。

語文學家周有光所提倡的「兩個雙語言」政策，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香港現時致力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與此異曲同工。

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興趣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外來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必然的興趣同偶然的機會結合，就能成就事業。

埋怨中文難學的同時，也應公道些看看它所有的獨特的優點。

周有光對學習的看法，更包括通過比較尋找規律、內容需要廣闊的基礎、要擺脫自己的限制，他也討論到考核的作用和處分的效果，最後提到個人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看法。   要比較才找到學習的規律 僅僅研究一種語言的語言學是不完備的。文字學一向專注研究漢語的漢字，連非漢語的漢字都不在研究之列，其他的文字就更不會成為研究對象。文字學創始於中國，但是國人只研究漢語的漢字是不夠的，因為沒有比較就不能發展。故此，周提倡一定要建立「比較文字學」，比較以後就可以看到規律，並且寫了《比較文字學初探》一書。其後他更從世界文化探視中國文化。   學習的目的和知識的分類 有人把「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翻譯成「博雅教育」，周認為不好，因為層次被拔高了。但是「通識教育」這個譯名也不完善，因為它忽略了general education所包含的「自由」思想。周認為general education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基礎知識，也可以說是「工具知識」。他們在中學時代稱之為「國英算」，即學校裡只有國文、英文和數學設有考試，小學生和中學生要把這些工具知識學好。現在許多人有個錯誤的認知，以為學好了中文或者英文就是有學問，其實中英文都是工具而已；第二個組成部分是「純知識」，大學生要利用「工具知識」來學習「純知識」。現在的學生苦，主要是中學時候基礎知識沒學好，進了大學還要補英文，苦不堪言。周在中學畢業時，英語已經講得很流利了。老師怎麼訓練他們呢？他舉例說明，例如「老師出了多個題目，你去抽一個，給你五分鐘時間準備，然後你就上台講這個題目，訓練思考和演講的能力。」 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任君選擇。它的理由是：還弄不清楚專業，你就自己定了，這是不好的。所以周在一年級的時候選了一門語音學，讓他對語言學慢慢地有點兒瞭解。不過，周後來修讀的專業是經濟學。 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說，我們培養學生，要使文科學生瞭解理科，理科學生欣賞文科；大學的目的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培養完整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這和我們提倡的全面發展相近。周比較蘇聯和美國的教育：蘇聯旨在培養專家，學生一畢業出來就是很好的工程師；美國不去培養高級工程師，大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很大。兩相比較下，兩種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變得更清楚了。 通識教育的好處，就是可以選修的課程比較廣泛，學生同時學到了自修的方法。周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困難。   提倡漢語拼音的基礎 周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產生興趣。甫進聖約翰，語言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除了中國文學和歷史以中文授課，其餘一概用英文進行。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也是重要條件，英語的管理方式無法應用在漢字上。 「拼音字母不是代替漢字的，是來幫助漢字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拼音字母讓國內廣大的群眾，特別是文盲群眾能夠從文盲的狀態走進中國的文化。所以，有人說拼音字母在中國國內是一把文化的鑰匙，有了這個鑰匙就可以開啟文化寶庫之門。在國際上，它是一個橋梁，使中國文化走到外國，使外國文化也走進中國。   學習要擺脫自己的限制 周曾說：「觀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從中國人的識字問題，發展到看世界文字的發展；探討比較文字學，進而深入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問題，周把研究結果編成了3本書《世界文字發展史》、《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一一有光耄耋文存》和《有光百歲新稿──歷史進退匹夫有責》，它們分別在周80歲，90歲和100歲時出版，實在令人不得不驚嘆。 ...

超過110歲的周有光一生經歷了五個不平凡的階段。 周有光（以下簡稱「周」）在1906年的江蘇常州出生，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周畢業後任職銀行，二、三十年代遠赴美國、日本學習和工作，1949年回國後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周參加了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並於會後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和委員。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人，周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周在文革時被下放到寧夏。 他在文革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並成為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三位委員之一，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他提倡現代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並出版了《漢字改革概論》、《世界文字發展史》、《比較文字學初探》等語文專著三十餘部。 1989年退休後，周的視野更加開闊。他回顧和展望中國以至世界的文化，提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並且不斷推出新作。 周剛剛在2017年1月逝世。基於個人實踐經驗，他對學習有很多極具價值的觀點。   家庭和老師的培育 周十歲時隨全家從常州遷居到蘇州，於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1918年幸得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持，升讀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在周的中學時期，教育風潮有兩個特點：第一，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時都是用方言；第二，提倡白話文，並得到老師的贊同，可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做文章一定要用古文，兒女的家書一定要寫文言，如果寫白話文的話，那時可是大不敬呢！但是有一位老師思想很前衛，經常宣傳白話文，對周接觸新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要通過思考才算是學習 周初進聖約翰大學時，老師教他如何閱讀報紙。老師說看了之後，首先要問自己，今天的新聞裡面哪一條是最重要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這條新聞最重要？第三個問題是，這條新聞的背景你知道嗎？不知道的話，你就到圖書館裡面查找資訊。老師這樣一番話的影響很大，周後來真的按照老師的辦法去做了。這三個問題都要求學生去思考，而不斷思考是學習最重要的因素。 這個過程對於放寬他的知識的視野很重要。而看報過程的目的就在於促進你的思考，因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思考，不是多讀幾本死書！周指出：「解放後，教育的最大缺點就是不許人思考，只叫人家服從，這種教育是教不好人的。」周覺得蘇聯在這方面實在是落後得很，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擺脫掉它的影響。 周認為一個人一定要保持樂觀的態度，要相信進化論，相信歷史總是在進步，後人一定超過前人的。二要多動腦，多思考。上帝給他們一個大腦，不是用來吃飯的，是用來思考問題的，思考問題會讓人身心年輕。 周提出防止衰老的方法之一是寫文章。人們總認為老了就不要再用腦筋，而外國科學家研究，年老了更要用腦筋；腦子多用反而可以長壽，不易衰老。老是多方面的，眼睛不好了，耳朵不靈了，人要生病了，但最可怕的是腦筋壞了。周指出要不斷思考，不斷用腦筋，越用腦筋就越不容易衰老。   獨立思考對學習的重要性 周指出，青年朋友們閱讀他的文章的時候，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內容，而是先質疑文章的內容。這群讀者都是經過獨立思考，然後接受；不會盲目地認為老年人閱歷多，知識水準就必然超過青年人。因此，周為這群年輕讀者感到很高興。 獨立思考是輕而易舉的腦力活動，是人類的一項先天本能。對於長期接受引導訓練的青年們，如果一時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周提出只要正襟危坐、閉目靜思，就能漸漸恢復正常的獨立思考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