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如此多高等學府所選用的校訓與院訓,「博學篤行」表明了學以致用的重要性,以及世人對實踐所學的重視。一句校訓,連結了校內與校外,難怪獲得了這麼多辦學者的歡心,可謂實至名歸!
中大伍宜孫書院所有學生都要參與通識教育課程,這門課更新了學生對學習的理解,給予實踐新學習理念和方式的機會,有助未來的持續和自主學習過程,也促進了個人成長。
通識科以往爭議最大的就是考問內容,是否有同時和均衡地考問六大單元內容,或過分偏重有關香港社會的議題。今年的試卷能顧及香港、中國、全球的不同背景,算是合情合理。
我們希望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可以帶領我們在「幫助年輕人學會為自己發聲,並尊重別人的聲音」,以此培養「善於思考、有潛在創造力的世界公民」的目標上更進一步。
今天香港社會上對通識教育有各種各樣不同看法以至誤解,張燦輝教授將他多年來從事通識教育建設的反思和心得結集成文,從教育理想的高度論證通識教育的意義,是十分適時的。
在疫情的限制之下,大學生們只能夠通過網上作報告。為了讓他們更投入於學習,我要求他們對其他組別的家課提出質疑或表示讚賞,如此有助改善各自報告的質素,並增強互動、反省自己。
近期香港教育局公布,對推行已十年的通識科進行改動,筆者認為本次教育局對通識科改動的措施,是敢於面對問題,對準問題所在,大改動是大有利於學生的學,以及教學專業教師的教。
有人認為中小學的通識教育應教授「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的知識,這我是反對的。因為這些具政治性和意識形態及哲理性很強的概念性的東西,中小學生並不容易理解和掌握。
《字旅相逢》雖然只訪問了15個人,可是字裏行間串連起來的名字,卻不下300個(這得要佩服珍今從訪談帶出問題和帶出人的功力),構成了一代文化人和互相交疊的文化層。
七商榷:通識教育的真義旨趣、困境與前景 西方歐美大學長期有較多較正規的體制化「人文學科」/「博雅教育」(liberal arts/education/studies)的「通識教育」(中國三五千年也有自己「更高超、全面」的一套)。二三十年來香港「通識」教育的取向、思路和方法,可分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是立意打通各科之間的壁壘,跨科貫通,回歸生活現實和上升到「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由上而下是從「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出發,「教/學」經典、用於生活現實(大陸的「國學熱」)。通識科的先導科的文化研究,是由上而下。成為必修科後多數由下而上,但上不了。 不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近乎是要把普及教育下每個學生培育成為「全能」的「通才精英」,亦即是「平等」與「提升」雙雙並進。落實起來,形式上打通各科和回歸生活現實易,跨科貫通和回歸「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根本是逆現代社會的分科專業專家的政經結構和運作而為。 概念上,要跨科貫通和回歸生活及「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是以知識論和方法論為本的教育法,培育學生「怎樣學會學習、怎樣從生活中自主學習和思維決策、終身學習」。這恐怕是現代大學也無能為力的。大中小學作為現行社會結構,不大改學校與教育制度、家長與師生認知能力心態根本不可能有效推行。 通識教育的進一步,以師生教學相長為本位,超越師生的藩籬,趨向人文教育。這卻是更高難度。對問題多點、透徹的了解,在大方向上做到十分一也是大成就,功德無量。近年不少大中小學都在這大方向上摸索試行。 八商榷:通識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老師先補「成人通識」課 「通識」的完整真義旨趣是人一生怎樣與知識及意識建立關係、成就自己及群體,回歸「教育」的原生態真義旨趣;亦即「通識」=「教育」。這是教育千百年來的本意。二三百年來社會個體化和自由化、多元化和開放,教育與社會走自分割知識(與人)、分科專科專業,通識是立意「盡人事、盡可能」回歸「教育」的千百年本意(人的整全命、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這不啻是逆過往二三百年來社會與時代潮流而行。 通識教育要充份發揮完整本意的作用,受制於「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與「社會、時代、世界」,環環相扣,互為條件、互相「鎖死」。老師在「教育練」的置,是困境中一個最可能「盡人事」的突破口。 要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老師先要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方法是系統化回顧五百年間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以及知識與教育怎樣(和為什麼)偏離原生態真義旨趣、可以如何認問題和處理偏差,先讓老師釐清「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相應在現有限制日工作中摸索和試驗,存乎一心、加敏感度,「潤物無聲」體現「通識」的真義旨趣。這不啻是「帶着腳鐐跳舞」,但非絕不可能。不少老師就這樣在日常丁丁點點、有意無意間改變學生的一生,傳為美談。 老師這樣補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的「成人通識」課,有助在現有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在日常工作中做出成績,繼而總結、累積和推廣,或可帶動「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的改變及長期的「社會、時代、世界」改變。 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沒有替老師處理好「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這問題。老師是幾十年舊知識和舊體制教育出來的產品,專注分科專科,對於宏觀廣義的「知識、體制、教育」與「社會、時代、世界」怎樣起變化,連各科與「知識、體制、教育」及「社會、時代、世界」的關係與變化,也少「不務正業」涉獵,近年一些長短期的課程和培訓又是「應試式」技術性「專業化」。老師對於「通識教育是怎樣來的」、「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沒足夠通盤認知和感覺,在現有體制中有機會也沒施展「通識」的真義旨趣。 我曾在信報寫了幾篇東西思考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的必需、難題與大路向,也談香港教育的普及化轉型,倡議老師補貫通「現象、聲音、音樂、口語、藝術、文字、數字、文學、科學、建築、社會、國家、民族、文化、世界、地球」的「成人通識」課。 九商榷:本土身份與港獨意識,中國怎樣理解和善用 就本土及港獨意識一事,香港青年又一次「少不更事」、預示整個中國不同世代與地方隨着中國經濟及物質條件增長而可能自然出現的群體的分合「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面臨一個「通識」題,上上之策是跳出五千年BOX、開放腦袋心胸視野,善用香港青年給中國開出的難題、從中攢取啟示,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任何時期的新世代年青人的成長都在找尋自己(我是誰、什麼身份、怎樣的人、怎樣及為什麼而活),任何時空環境裡共同生活的人都在滋養集體的本土意識(一個範圍的界線內,我與同人的關係及我與環境的關係混融而成的共同生活與生命感)。當現有集體組織(家庭、學校、學派、機構、企業、社會、國家)不能「得民心」時、不能維繫群體時,過了臨界點,自然滋生我與集體組織的新關係、另劃範圍界線和另創身份。 這是個漫長曲折崎嶇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
「21世紀前25年,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是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識教育改革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當一所走過了近400年歷史的大學回頭審視自我時,這是一個最簡單,卻也最艱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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