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逃犯條例

群眾的眼睛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雪亮，他們很多都只曉得考慮切身利益與眼前需要，而忽略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全局方面的需要，結果他們很容易被政客所蠱惑，最後作出了一個非理性的選擇。

至於《逃犯條例》應否修改、如何修改，要通盤考慮。總言之，修改條例，必須細膩地區分。

香港的獨特地位便是東西方國家的「和平區」，現有的香港法制也被西方國家視為進入內地的「定心丸」，如果搞垮香港，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

香港政壇各派人士對有關條例的修訂便各有申述，且不論誰是誰非（本來政治就沒有是與非，只是各有目的、各有所求），但從中可看到各人的價值觀及他/她的品格。

最近幾天政府開始傾盡全力，動用各級官員護航，到處詳細講解社會各界提出對《逃犯條例》修訂法案的憂慮及誤解，包括政務司長及律政司長，以期扭轉宣傳上的頹勢。這個動作來得晚了，但遲到總比無到為好。

射人先射馬，如果美國把矛頭對準香港金融市場，不管真假，甚至是「莫須有」的罪名，大張旗鼓搞幾件「大案」示眾，香港金融市場固然受創，也可同時擊中內地要害！

有權力的人，想像力是無限的，可以想很多罪行。雖則香港人在香港犯事在香港審判，但大家回想張子強在香港犯事，風水師在香港殺了人，都在內地審訊和被處決。余若薇已經批評這做法不妥，有違原則。

黃台仰有勇無謀無底線，那就算了，畢竟他不敢回來而早晚會脫離香港的政治視線，但還在香港的反對派呢？他們有沒有利用外國政府的無知，又或明知道外國政府別有用心，仍然從個人或政黨的主張出發，以偏概全。

本文簡單探討「去中國化」以外的政府認知漏洞。應如何修改《逃犯條例》，究竟要考慮什麼問題，應該用什麼機制，或許可見端倪。

六四30周年一周前，支聯會舉行愛國民主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民主訴求，平反六四。今年遊行在風雨中度過，但堅持追求民主的心。

我擔心的是，隨着西方民主國家愈來愈相信北京會利用香港政府作為代理人，以限制言論自由、禁止政黨活動及取消反對派候選人參選資格，逐漸侵蝕我們的高度自治，香港半民主的地位，可能滑向半獨裁的統治。

今年除了是六四30周年，也是中共建國70周年。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留意習大大（習近平）對很多活動，尤其是推進民主的活動，沒有太大興趣。但有一件事情有獨鍾，就是閱兵。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我們正密切監察宏觀經濟及市場預期的變化，以及對於香港經濟的影響，有需要的時候會及時提出相應措施「撐企業」，達致「保就業」的目標。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維持優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競爭力，使香港可繼續穩步向前。

在部分建制派放軟手腳，甚至說三道四的情況下，中聯辦終於開腔支持修訂。看在不少港人眼裏，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威信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了。

今天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對於內地法院提出移交請求，即先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移交程序，再由香港法院依賴內地提供的表面證供作移交決定。這無疑是將內地的司法權力引入香港。

林鄭就任行政長官時，在就職演說裏表示會「以管治新風格，重建和諧社會」。她的管治新風格現正面對十分嚴峻的考驗。

將私營樓宇供應減低，只會令私營住宅單位的供應量更加落後於市場需求，最終驅使樓價升得更快更急。

《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引起港人焦慮。官方應正視中國大陸司法弊端造成港人的陰影，回應民意修訂草案，只移交涉罪陸人，樹立港人港審的底線。

自回歸以來，香港和內地司法部門就移交逃犯的安排，曾舉行了多次會議，甚而被形容為接觸「頻繁」。雙方專家就制定有關移交逃犯安排的主要事宜，包括保障措施、共同司法管轄權的情況和程序，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反對派要留在議會，選舉得失是每一個行動的決定性因素。立法會選舉要到明年才舉行，所以跟特區政府攤牌的招數，應該放在立法會選舉運作開始時才使出。今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可被視為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假如之前歷屆特區政府像鴕鳥，今屆政府又是否像另一隻鳥──貓頭鷹？貓頭鷹的特徵是睜一眼，閉一眼。今屆政府睜開的眼看到什麼？是否只看到解決移交在港疑犯往內地的問題？

難得中聯辦副主任以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都表態贊成修例，認同特區政府的「去中國化」做法。但一如所料，修例涉及面太廣，漏洞太多，必然被台灣拒絕。也説明，國家統一問題複雜，不應輕率處理，要提高認知。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美國政府可以中止《港美關係法》，令香港的地位變成一個內地城市，屆時香港作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便會徹底玩完，內地的金融發展將會被重挫。

反對派和建制派之間包括行政機關在內的和解，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下的夢想，它不允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並要求行政長官效忠北京，反對派深感不被信任。

23歲做好了網上字典；26歲有政論文章見報；30歲前茹素，以及能平日參與行山隊；40歲前搬往台灣。那並不符合一般人的勝利模式，甚至可能是一種失敗的見證，但也許卻是一些我能夠對自己津津樂道的事。

田北俊指出，過去的營商環境流行「幫忙文化」，不少港商在國內營商都有跟國內人士互相「幫忙」，以加快買地等程序的運作，不少商家擔心修例後會被翻舊帳。有追溯權的話，70至80年代的「幫忙文化」就會當成賄賂。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社會氣氛尚算平靜，但人算不如天算，莫名其妙地要「硬推」逃犯條例修訂，令對立重新出現，矛盾不斷擴大。

有人提出所謂「港人港審」方案──若有港人在內地犯案，香港不作移交，而由香港法院審理該宗在內地發生的案件。這說法十分危險，不單違反司法領域的概念，而且不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不能接受。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表示，處理逃犯方法很多，只是政府有沒有魄力和意願去做。當有13萬人上街的時候，幾乎是反23條後最大型的遊行，政府要聽民意。民意的擔心，無論合理與否，政府有責任釋除市民的疑惑。

陳弘毅是中央器重、愛國愛港的法律權威。現在他公開戳破修訂理由的不盡不實和強詞奪理，對政府而言，相信較13萬港人上街或外國人說三道四更難應對。

《逃犯條例》修訂之所以出現這麼多的爭執，以至上萬人出來示威遊行，歸結之處是香港社會裏有着反共反中的情緒，這也是「佔中」和旺角暴亂的社會基礎。不過，這樣的反共反中情緒，從來都有。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日前發表長文，呼籲特區官員認真考慮保留拒絕將港人移交給內地當局的權利。相反，政府可以考慮不移交港人到內地，改為在港接受審訊，即實行「港人港審」。

最完善的議事規則，也不能防止人們用荒謬的行為阻撓議會的運作。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是黨賴以建立和活動的法規體系的基礎，具有最高黨法、根本大法的效力，而共產黨是領導着全國「各族人民」來「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郭榮鏗議員相信政府修改《逃犯條例》根本不是為了台灣殺人案，其實是別有居心，肯定的是，內地人員到香港執法更為容易。

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幾個地區和香港之間，沒有移交逃犯的長期安排，而《逃犯條例》又不適用於這幾個地區。這漏洞不堵塞，香港可能成為內地、台灣和澳門的逃犯天堂。

香港多年來與絕大多數地方的移交逃犯安排，都是「個案方式合作」；如果這種合作方式行之有效，為什麼還需要長期安排呢？香港和內地就長期安排進行的磋商曠日持久，有必要繼續下去嗎？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盟峰會上表示，歐洲（對中國）天真的年代已經過去。香港人不要天真，以為全球起哄跟中國叫板的時候到了，香港也可以跟着一哄而起。

大部分商界均與內地有聯繫，甚至經常往返國內經商，當中最大的疑慮，就是國內稅制繁複不清晰，難免會擔心跌入逃稅的指控，加上條例未有指明是否具追溯力，更令商界擔憂會被翻舊帳。

原先只需處理發生在台灣的一宗兇殺案，政府卻突然來一次大修法例，捨易取難，但又沒有做足準備工夫，受到各方質疑其實十分合理。

民主黨於3月19日晚上舉行24周年黨慶。上年有出席民主黨黨慶，更捐3萬元的林鄭月娥，今年缺席。除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外，大部分政府官員都出席酒會，但所有官員並沒有留下享用晚宴。

民主黨去年黨慶晚宴，林鄭率領特區政府高官出席，坐足全場，更即席捐助3萬元，全城矚目。今年此情不再，民主黨決定不邀請林鄭出席本星期的黨慶宴會了。

自由、民主的社會，若無清晰的法律依靠，天下大亂。這是法律問題，也是教育問題。

以現有的「一次性個案」方法先解決問題，對兇案死者的家屬是最大幫忙。現在因移交逃犯的爭議鋪天蓋地，反而令人忘記了案中家屬的悲痛，很明顯是輕重不分。

其實單次移交逃犯安排並不能填補疑犯在港犯案後逃往台灣的漏洞。政府現時的建議，除了引起不少要的疑慮外，其實並沒有完全填補令保安局長李家超良心不安的法律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