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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信奉的通過搞集體經濟、國有經濟，通過徵稅來實現共同富裕、降低收入差距的願望跟實際看到的結果是正好相反的，把這麼多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最後只會產生一個結果。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明日大嶼是否值得投資，等到明日才考慮，只會明日復明日。善用市場，除了明日大嶼，還有今日祖堂。

政府手上有大量的土地資源，只是城市規劃做得不好罷了。

地產商收地要依法，設計要依法，建築要依法，賣樓要依法，管業也要依法，條條框框多如牛毛。地產商早已被這些條例馴服到謹小慎微，哪裏還會有氣場行使霸權。

政府應該重新全面檢視所有土地補償價格，為求加快收地步伐，不妨考慮酌量提升補償價。此外清拆土地上的居民及建築物的補償問題，亦要檢討確保是公平及足夠的。

《收回土地條例》只是政府處理好所有問題與爭議後的最終法定程序，並非用作解決爭議的靈丹妙藥。要真正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多方參與，不能單靠一招半式，亦不應只由政府一手包辦。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我認為，反修例風波的深層次根源不是房屋，而是年輕人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過，政府能夠重回正軌，收地發展而不怕觸動既定利益，肯定是件有益民生和符合公義的好事。

在去年的「土地大辯論」中，香港的社運人士似乎是最大力支持發展棕地的群體。不過，東北發展超過十年的爭議顯示，收回東北棕地和農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來自香港的社運人士。

雖然集體政府租契看似有礙於農地改作非農地用途，但上訴法庭既貫徹法制的整體性，又能作出放寬土地用途的判決。如此廣闊眼界與闡釋彈性，正好是普通法的一大明顯特質。

關於《土地大辯論》左右之爭的一個戰場，是發展農地時政府應運用《收回土地條例》還是公私合營？

覓地發展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以至未來繁榮究竟只能夠惠及社會少數抑或造福全民，同樣至關重要。

多了土地，發展空間增大，市民不用耗費太多的收入在房屋之上，那麼社會便有較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保育工夫可能做得更好。

城市規劃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亦不能違背一些最普通的常識。

黃遠輝希望市民不要吝嗇自己的意見，更希望一些較沉默的市民都出來表達意見，令日後政府提出房屋決策時能順利進行，減少爭議。

中國正努力解決一項艱鉅的難題，那就是如何用境內不到十分之一的農地，餵養幾乎佔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時還要針對人民正在改變的飲食喜好做出調整。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介紹未來一年的計劃，包括在惠州市興建科研中心，以及在香港建設農場，生產牛奶、雪糕等奶製品。

新界農地囤積多時，但從未開發，皆因政府和地產商各自為最大利益而沒有共識。土地小組建議由政府提供基建的私人土地，必須劃出一定比例興建公營房屋，確保社會利益和發展商的利益兩者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