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極右黨東部選舉崛起,前東德抑鬱知多少
雖然AFD離執政尚遠,但足以為德國主流政治敲響警鐘。這可謂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讓極右勢力衝破紅線,向着執政標竿直跑,使總理朔爾茨和其執政聯盟看得冒出冷汗來。
雖然AFD離執政尚遠,但足以為德國主流政治敲響警鐘。這可謂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讓極右勢力衝破紅線,向着執政標竿直跑,使總理朔爾茨和其執政聯盟看得冒出冷汗來。
為什麼要安排曾經干犯「分裂國家」罪行的人到內地參觀?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有此政治取態及違法行為,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時狀况;如果他們有一定的了解,相信他們會「回心轉意」。
在身份及文化歸屬上,我們需要哪種思維?是演繹、歸納,還是任意否定批判?除了關注什麼令我歸來,什麼是我的理想家園外,我們更該反求諸己,撫心自問,在文化/身份認同上,我究竟為自己做了些什麼?
香港要成為港人留戀的地方,港人必須認識自己同是香港居民和中國公民的身份。這兩個身份是一致的,並非二選其一。唯有這樣,香港才能有本身的優勢,才能掌握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機遇,展翅騰飛。
西方的自由主義工業文明,在20世紀克服重重難關;到21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文明再遇到內外危機──外部仍是威權/極權制度的威脅,內部威脅則是自由主義和左傾思潮苟合的怪胎。
現在是重新出發的新階段,香港必須融入祖國懷抱,從而發揮自身的特色和能力。在此宏大工程中,相應的文化素養和歷史底蘊不可或缺。問題是,我們在文化上具備如此能力和素質嗎?
回歸後,「脫西入東」的歷史大趨勢在香港引發了不少分化和衝突,並干擾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然而,隨着這個趨勢的加速推進,這個趨勢的負面效應會逐步下降,而它的正面效應則會愈來愈彰顯。
顧嘉煇先生平時為人沉默木訥寡言,生活正派,沒有多少人了解他的情感世界。唯其如此,顧嘉煇的音樂正是王國維所說的「無我」之境。藝術家寫的是別人,不是自己,寫客觀世界,不發揮主觀情感,莎士比亞就屬於這一類。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梁源博士表示,第七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集合世界各地從事漢語教育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為教育學界的搭建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和推動國際漢語的發展。
政府近年來大力在幼稚園教育階段的推廣中華文化,以求讓幼兒對自己祖國有更多了解,從小培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然而政府課程指引較為模糊,且未有明確的教師培訓。幼稚園應該教什麼?幼兒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教?
李家超的政綱有遠見而且準確地應對了2019年動盪的社會經濟根源。他任命的司長、副司長和政治助理將如何與現有公務員合作,實現四大政綱,這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成效仍有待觀察。
東華三院支持學生在學業、才藝和品德上的全面發展,提供多元化學習活動及交流機會,學生從學校學習,延伸到服務社區、認識國家、探索世界。每年亦頒發多項獎學金鼓勵學生在國內及海外深造,望學生他日成材回報社會。
東華屬校通過提升教師團隊專業能量,設計新穎具探究性的課程,啓發學生潛能及推動自主學習。中小學乃至幼稚園均與家長同行,提供學術及情意發展支援,全方位照顧學生成長需要。
東華三院自1870年起與教育同行,提倡全人教育,由小學到中學設有連貫的德育課程,讓學生學習到東華三院「回饋社會,豐盛人生」的核心價值,成為對社會有承擔的人。
東華三院作為全港主要辦學團體之一,董事局透過教育科支援屬校發展,推動全人教育,以學生為中心,為他們提供有意義的經歷,讓學生透過自身體驗去學習正面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塑造整全人格。
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確保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隨着內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香港錯過了產業升級轉型的時機, 加上長期積累的內部矛盾逐步浮面,香港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落實及發展「兩制」的空間,並按《基本法》的規定達致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與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這些問題需要廣泛對話及前瞻性、突破性的論述,才能建構「真實、立體、全面」的香港願景。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國民身份認同和國家安全教育,已成為近日香港教育改革重點。在中國歷史科中分初中和高中兩個層次進行,課程改革旨在提升香港學生的國家認同、愛國主義情懷,以及對香港與中華民族歷史淵源的了解。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自古以來」的,而是外向型、複合型,且多元複雜的。在「新香港」下,這些觀點和討論會否繼續延續下去?還是會定於一尊呢?對於往後香港的身份認同培育,又會有怎樣的影響?
從2017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到「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可見不同層次的身份認同,在香港教育發展中形成多重的糾纏。到底教育局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才導致今天的局面?
20多年來國民教育的發展一波三折,甚至胎死腹中。如今由虛到實,變成轉世靈童倉卒出台;再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震懾效應,實在令人擔憂中、港教育將要無縫接軌,斷送我們學術和言論自由的優勢。
究竟香港青年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大的冤屈?是社會過於簡化標籤他們的動機單是「被洗腦」、「打機打上腦」、「收錢開工」?還是有別的因素導致他們冒着被捕、被檢控,甚至犧牲性命都要抗爭到底呢?
12月19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5周年。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表聲明,稱關注1984年北京關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呼籲遵守承諾;針對當前的警民衝突,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回應港人合理的訴求。
張炳良認為,止暴制亂是必要的,始終不能長期亂下去。但問題是,政府是否等到止暴制亂後,社會平靜之時才願意對談,還是止暴制亂的同時有政治解決方案。他認為看回過去幾個月的經驗,是要同步處理的。
單一的原因不可能讓整個社會失望,儘管「住房負擔不起」、「社會不公」和「缺乏全面民主」加起來,可以令人極不快樂。然而我相信,香港人不快樂的根本原因,是身份認同危機導致的希望幻滅。
北京看事情與香港人往往有很大分別。我們只看到一個沒有腿的瘋狂團體,北京卻看到一頭怪物。它的一貫做法是把他們認為對共產黨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脅,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都扼殺於萌芽中。
當我們面對及處理「身份認同」這個問題時,我們不應把「國家身份認同」與「地方身份認同」放在一個對立位置,重心應放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度下滑,而不是去攻擊港人對香港這個家的強烈歸屬感。
今天全球經濟已是一體化,人類歷史亦一樣。在中史獨立成科拍板的這刻回望過去,初中歷史教育的萎縮更是可怕,修讀過歷史的初中學生甚至未及半數。試問中學生怎能夠培養出鑑古知今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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