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身份認同

現在是重新出發的新階段，香港必須融入祖國懷抱，從而發揮自身的特色和能力。在此宏大工程中，相應的文化素養和歷史底蘊不可或缺。問題是，我們在文化上具備如此能力和素質嗎？

回歸後，「脫西入東」的歷史大趨勢在香港引發了不少分化和衝突，並干擾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然而，隨着這個趨勢的加速推進，這個趨勢的負面效應會逐步下降，而它的正面效應則會愈來愈彰顯。

疫情放緩政策改動，赴日旅遊重回生活後常聽到人們不諱言，把「去日本旅行」稱作「返鄉下」。本來當作一句戲言並不成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他們講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顧嘉煇先生平時為人沉默木訥寡言，生活正派，沒有多少人了解他的情感世界。唯其如此，顧嘉煇的音樂正是王國維所說的「無我」之境。藝術家寫的是別人，不是自己，寫客觀世界，不發揮主觀情感，莎士比亞就屬於這一類。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梁源博士表示，第七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集合世界各地從事漢語教育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為教育學界的搭建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和推動國際漢語的發展。

香港教育可以使香港青少年在這個夾縫中，利用從西方學習得到的新知識，融入中華傳統文化，再透過西化的中華傳統文化，向西方作出中國軟實力的反攻。

教育和文化重建，是這個歷史轉捩點上的頭等大事。在此重建工程中，小學階段無比重要，是培養文化興趣和語文基礎的黃金時期，我們不能錯過，也不容錯過。

「快樂學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但是我們絕不能讓孩子滿足於此，因為有時候個人的愉悅會跟責任相矛盾；兩者矛盾時，我們更需要讓孩子認識責任的重要性。

李家超的政綱有遠見而且準確地應對了2019年動盪的社會經濟根源。他任命的司長、副司長和政治助理將如何與現有公務員合作，實現四大政綱，這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成效仍有待觀察。

如果今日的香港已成深圳的窮親戚，那該如何形容它與新加坡的關係？香港淪落至此，那套「新加坡能，為何香港不能」的雙城記式論述還有意義嗎？

東華三院支持學生在學業、才藝和品德上的全面發展，提供多元化學習活動及交流機會，學生從學校學習，延伸到服務社區、認識國家、探索世界。每年亦頒發多項獎學金鼓勵學生在國內及海外深造，望學生他日成材回報社會。

《從哥倫布到彭定康》最大的特色，是把香港回歸後殖民主義陰魂不散種種事實的來龍去脈，放在全球殖民主義的大歷史背景中加以分析和思考，從而跳出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思路，獲得一種寬廣縱深的視野。

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確保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隨着內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香港錯過了產業升級轉型的時機， 加上長期積累的內部矛盾逐步浮面，香港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落實及發展「兩制」的空間，並按《基本法》的規定達致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與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這些問題需要廣泛對話及前瞻性、突破性的論述，才能建構「真實、立體、全面」的香港願景。

香港的教育改革者認為，只是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而沒有領會中國文化傳統和國民身份的通識科，是一種相對「不愛國」的課程設計，必須在新課程中予以糾正。

部分香港年輕人對內地的印象是擁有先進科技，硬實力強勁。這形象可能過於嚴肅，相較而言年輕人會更喜愛日本和西方流行文化。

是次政府提出的通識科改革恰如其分，着力培養學生明辨慎思及理性分析的能力。通過改革，希望能引導學生在獲取知識的同時，能夠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20多年來國民教育的發展一波三折，甚至胎死腹中。如今由虛到實，變成轉世靈童倉卒出台；再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震懾效應，實在令人擔憂中、港教育將要無縫接軌，斷送我們學術和言論自由的優勢。

「港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身份認同，自回歸以來似乎愈加南轅北轍，兩者並不能求同存異。

任何人活在世上，都少不免有困苦、迷惘的日子。問題是如何抗拒「逃兵的誘惑」，選擇面對逆境、失望、試煉，然後反省、覺悟、成長。

國民黨中央常會在1月22日決定，不讓有北京人大、政協職銜者，參加中委會或中常會。這是1‧11大選慘敗後的「改革」，旨在淡化選民對國民黨「親共」的印象。

究竟香港青年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大的冤屈？是社會過於簡化標籤他們的動機單是「被洗腦」、「打機打上腦」、「收錢開工」？還是有別的因素導致他們冒着被捕、被檢控，甚至犧牲性命都要抗爭到底呢？

12月19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5周年。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表聲明，稱關注1984年北京關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呼籲遵守承諾；針對當前的警民衝突，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回應港人合理的訴求。

張炳良認為，止暴制亂是必要的，始終不能長期亂下去。但問題是，政府是否等到止暴制亂後，社會平靜之時才願意對談，還是止暴制亂的同時有政治解決方案。他認為看回過去幾個月的經驗，是要同步處理的。

在我的意識裏，只知自己是中國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

單一的原因不可能讓整個社會失望，儘管「住房負擔不起」、「社會不公」和「缺乏全面民主」加起來，可以令人極不快樂。然而我相信，香港人不快樂的根本原因，是身份認同危機導致的希望幻滅。

北京看事情與香港人往往有很大分別。我們只看到一個沒有腿的瘋狂團體，北京卻看到一頭怪物。它的一貫做法是把他們認為對共產黨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脅，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都扼殺於萌芽中。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估計到2047前，一直會是個爭拗點，親友之間、同窗、同事、鄰居，當然更加是政黨之間。

「一國兩制指數」問卷的1至7分評分中，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雖然稍為上升，仍然僅僅是大於4，決策者仍須努力培育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當我們面對及處理「身份認同」這個問題時，我們不應把「國家身份認同」與「地方身份認同」放在一個對立位置，重心應放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度下滑，而不是去攻擊港人對香港這個家的強烈歸屬感。

當我們在談及身份認同時，應力求避免簡單地使用單項分類指標。

真理有兩種，第一種屬可量化、客觀的，我們稱為「外延真理」；第二種屬不可量化，只能透過「修行」來印證內涵或境界，我們稱為「內延真理」。

今天全球經濟已是一體化，人類歷史亦一樣。在中史獨立成科拍板的這刻回望過去，初中歷史教育的萎縮更是可怕，修讀過歷史的初中學生甚至未及半數。試問中學生怎能夠培養出鑑古知今的技能？

青年人不笨，知道自己只是活動布景板，並非主角。

最近，喜見新一屆特區政府有意加強基礎教育的中國歷史元素，要求學校的相關課程以中國歷史為主軸。

在街道上的觀察如看百味人生舞臺，每人都有一個角色，哪怕只是配角都是重要的，都應該要保留下來。

台灣經歷2014年九合一選舉，政治版圖一下子由藍變綠，有說經濟凋敝是主因，也有以首投族為解釋。

台灣經歷2014年九合一選舉，政治版圖一下子由藍變綠，有說經濟凋敝是主因，也有以首投族為解釋。

九十年代後，台灣才走向另一個方向，因為台灣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發展的空間。

九十年代後，台灣才走向另一個方向，因為台灣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