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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交戰？如今我們從策略角度思考，而且不犯選擇偏差的過錯，就有了一種新的方式可以回答那個問題。簡言之，必須要有某個東西去打斷正常的妥協誘因，將對立的對手推離通常極化而吵鬧的政治。

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要達成，兒童工作是重要的一環。然而，經歷了疫情寒冬，社會各方面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和影響，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任重而道遠。

扶貧不能只靠財政資源解決，而是需要解決結構性貧窮問題，即使勤力工作也會處於貧窮，例如不少港人有不俗的工作也難以置業。

菩薩是慈悲與智慧並重的，會幫助人去幫他自己，就像智行幫助那些孩子時，不只是提供金錢，還會為他們的將來設計不同的培訓和活動，協助他們成長。

電影《白老虎》（The White Tiger），雖然主線是講在印度的貧窮中平凡人向上爬的一些光怪陸離的經歷，但在一些細微之處，卻也帶出印度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的不同之處。

往事令人回味，捱窮的日子特別讓人牽腸掛肚。如果你想一次過體驗昔日甜酸苦辣的徙置區生活，不妨到石硤尾美荷樓生活館參觀，肯定回味無窮。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馮可立認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

垃圾，是城市的廢物；猶如人體消化食物後要排出廢物一樣，這是必然的現象。愈發達的城市，廢物也愈多。可以利用收費去減少人體排出的廢物嗎？垃圾要收費，只苦了勞苦大眾，只苦了貧困人家。

貧窮不可怕，可怕的是貪婪與懈怠，不肯正當地努力工作，只想輕鬆過日子，這種心態只會帶來更辛苦的生活。

有人批評，中國政府的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不足，立法太遲，才導致華南虎在野外滅絕。我覺得持這樣意見的人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把西方發達國家的那套，強行搬來中國。

我們無法改變學生的家庭條件，但絕對可以製造符合他們成長經驗的學習環境。若我們能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選擇，使擁有不同興趣和才能的他們感到有自己一展所長的機會，這樣，他們才可看到自己的未來。

我們要時時培養「不忍心」的慈悲胸懷，才能啟發一分大願大心去幫助貧弱、遭遇急難的人。

記得女兒準備讀大學，早前她說要買件牛仔褸，我們去了某間服飾潮店，她挑了一件，一問價錢，還真是索價不菲，我默不作聲。我從旁觀察她的反應。

有很多家庭，案主才30、40歲，卻因病把整個家庭拖垮了！一個家庭一旦垮下去，教育也會有問題；家庭教育一旦發生問題，社會上就有青少年問題產生。

慈濟20幾年來，雖然所做的是社會福利事業，名義上是救濟貧困，實質上的目標卻是在教導富有的眾生。

孩提時，看見一些街童在鐵皮屋附近拾荒，其中一個在垃圾堆中撿起一片方包吃，沒多久那個男孩便嘔吐大作。當時的情景讓我感到很震動，也使我清楚知道，在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前，有些人是貧困如斯的。

在21世紀，單是中東和病毒已花了美國人10萬億美元，等於兩個日本的GDP，美國發窮惡，國務卿居然要中國賠病毒款9萬億美元，一毛也不能減，那不是120年前的庚子賠款再現嗎？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行動上富起來的人，他們會利用這段時整理自己所學，透過在家沒有課堂的時間，利用網上的資源作更深入的探知，利用因為疫情而免費開放的學習資源，探究自己的興趣，探索自己的生涯規劃。

每一條小魚都是一個完整的生命。

我深信上帝不但是信徒的上帝，也是未信之人的上帝。他在《聖經》裏說的話，我們可以隨時經歷到。單獨從一個香港人的角度看，我覺得末世的警示還是清晰存在的。

《淪落人》導演陳小娟於各媒體報道透露，電影不是為外傭或傷殘人士去發聲，只希望大家看戲後，無論擦身而過的陌生人跟自己有什麼差別，都不要將對方定型。

時至今天，我們面對老子時相類似的處境，同樣是面對人類生存問題，也同樣在探索如何求變，「和諧自然法」會是一個方向。

如果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絕對不會支持競爭激烈的自由市場經濟。

當今香港，社會不團結，經濟沒前景，營商只求牟利。重提中國古代的「以人為本」經濟觀，可讓檢討現有經濟原則，啟發新思維。

大家在教育下一代時，需要讓他們體驗更廣闊的鐘擺，體驗不同制度或不同行業的生活經驗，才可以吸收多元化的知識，令他們的眼界能夠大開。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就可解決，但資本主義做到。

在中國低端產業仍充斥國中的時候，對這些有大功於國家的人口如此不敬，在政治上、道德上是否適宜呢？

根據最新統計，2016年香港貧窮人口佔香港人口近兩成，要搞清楚原因，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改善扶貧政策上。

媒體一直在報道要消費，要高端的東西，越來越便宜。結果越來越浪費，垃圾就越來越多。

高收入家庭透過金融市場、低息環境和稅務改革獲得額外收入，令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歸根結底，財富一定會屬於那些值得擁有財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