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計劃經濟

有些新成品一開始只有富人消費，被認為是奢侈品，但隨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變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所以說，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芸芸眾生，不是特權階層。從消費的角度看，市場經濟使得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平等了。

蘇聯最後總統戈爾巴喬夫的9月葬禮，遠不及國葬級隆重，但有許多人並未忘記他，他的改革思維曾有過廣泛影響，最令人關注的是「社會主義人道化」。他想改變「目中無人」的弊端，卻阻力重重。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30周年，是北上廣網絡平台近期的話題，他的持續改革和「防左為主」觀念，被歷史學者視為值得記取的改革經驗；有學者發表長文，論述極左錯誤造成的災難。

唐詩人李商隱（813－858）的「卻話巴山夜雨時」，對過去的友情有濃濃的懷念。北京經濟學者悼念短缺經濟學大師科爾奈（Janos Kornai, 1928－2021），也流露珍視友誼的情懷。

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一切有固定指標，是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是死板的，而中國式社會主義是靈活的，摸著石頭過河，改變迅速，是規劃經濟Planning Economy。

美國下一代愈來愈對社會主義有好感，傳統和保守主義包括英國的皇室君主立憲，愈來愈受到下一代的質疑和敵視。這才是西方世界失去方向的最大問題。

科氏是從二戰中猶太人被大屠殺的經歷中逃生出來，沒有正式上過西方經濟學的課，對許多經濟現象的觀察和總結，是他天真的、自然的經驗結晶。也許因此緣故，放在今天的時局中，仍然拳拳到肉！

北京媒體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觸及深化改革與回歸文革老路之爭。有人主張尋求經改的新突破，勸告勿走「階級鬥爭」的老路；呼籲全力發展經濟，構建社會和諧。

歷史上的大規模瘟疫，幾乎都會將收入差距拉平，但這次（新冠病毒疫情）不一樣，富人不僅沒有變窮，反而愈來愈富了！

抗疫失敗，為了個人自由，犧牲了群體安全，西方領導層一再誤判，錯失良機，倉促應戰，開封解封，猶疑不決。2020年歷史證明，世界舞台上，真正俱備領導力的西方領袖，寥寥無幾。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林行止認為，29年前他對中國形勢的基本分析，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科學的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的知識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包括歷史的知識和文學的知識。各種知識增進了人類生活的素質和生活的樂趣。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

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繼續幫助世界弱小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繼續提高。

市場經濟需要有冗餘才能有流轉的餘地。如果沒有空置，換樓、轉租、裝修都不易進行。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為中國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把中國的市場開放，以鼓勵國外企業到中國投資。

計劃經濟國度的精英角色，繼續停留在前現代時期，國家自然沒有成為現代國家，不管從意識還是從器物看都如此。精英沒有轉型，繼續以統治者的角色佔有他人的產品與財富，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自是爭鬥無盡。

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業全盤集體化，對二戰後共產國家的影響極大。毛時代的一邊倒政策、全盤「學習老大哥」，造成不少災難。

在大灣區新概念底下，儘管行政地區依然存在，並且於管理上有所分別，將來我們對很多事物、活動的理解，應該是跨行政區的新的個體。

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只靠人手技能，忽略創新，結果蘇聯的經濟被其他創新國家超越，最終解體。解體後，部分前蘇聯的衛星國，依舊用計劃經濟作國家經濟政策。

蘇聯以計劃經濟為國家經濟制度，以人為本，表面看它是一種革命性的制度，但這種制度實質上是基於守舊，間接導致蘇聯解體。

1984年7月5日，我與趙紫陽總理會面，交談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