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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事業生涯始於1917年離美返國，終於1962年離開人世，從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38年，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開放的一個段落。生於那個年代，是他的福氣。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中，李澤厚的著作成為不少大學生的讀物。在李氏91歲高齡「走」了之後，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中，敏感的傳媒「嗅」到了「集體緬懷80年代」的氣息。

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基本法》23條和《約翰內斯堡原則》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至於「政府不只一次講過唔會以言入罪」的說法，何人、何時、前文如何、後理如何、説法如何？洗耳恭聽。

民陣突然宣布解散，林鄭月娥今晨會見記者時稱，《香港國安法》相對其他外國國安法更尊重人權自由。但解散並非「免責條款」，有關機構仍會按照法律要求，搜集證據，調查是否有參與違法行為。

港人既有如此可貴的言論自由，便有責任對權力講真話，而不是做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啦啦隊隊長。今日中國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是基於知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向執政者提出的異議。

列寧相信要盡快革命，而且一旦革命成功，必須推行專政。

《蘋果日報》前主筆之一馮偉光（筆名盧峯），昨晚10時左右在本港機場準備離境時被截停拘捕。另《立場新聞》昨晚發公告稱，為減低各方風險，決定將今年５月份及之前刊出的相關評論文章暫時下架，並停止接受贊助。

梅根嫁入王室，若因為加州粗糙的美國風土，與精緻的王室水土不合，或因語言溝通誤會，婚姻生活不愉快，覺得要退出，絕無問題。退出的原因，若強加上政治意識形態的種族主義，就變成問題。

英國傳媒人和學人艾殊認為，要保有自由，勇氣和寬容這兩種精神缺一不可。自從網絡世界雄霸我們的溝通平台後，我有種印象，就是論者愈來愈勇不可擋，但卻很難對異議者寬容。這現象也發生在不少堅持自由的諸君當中。

「夫復何言」和「痛心疾首」這兩句説話完全適用於近日有線電視新聞部的崩壞。這場崩壞早有先兆，換股東，換新聞部管理層，都是為了現在的情況作鋪排。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要有界限。在新加坡，傷害不同族群和刺激仇恨的言論都觸犯法例，危及治安及國家安全的言論當然也觸犯法例，可能嚴懲。

《港區國安法》令一些有幾百年學術自由的知名歐美大學都要定下前所未有的規定，容許學生匿名參與討論或交功課，香港可以是例外嗎？

教育局本想採取內弛外張、內緊外鬆的方法，因為心知一定會引起高度反彈，但林鄭月娥卻要求高調處理，要公開宣示老師的「罪狀」。為什麼？

教育局以嚴重專業失德為由，取消一名教師註冊，指該名教師在設計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及工作紙，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

現在特區政府認為之前殖民政府已棄用的法律，較中央政府為了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而度身訂造的法律更為適合，令人產生時光倒退50年的感慨。

身處國安大時代，有人歡呼喝采，有人忐忑不安，也有人表面支持，暗裏走資移民。一般港人，尤其是有子女在學的中產家庭，如何面對時局，成為不少評論的題材。

現在對於《國安法》的解讀，許多都是想當然；然後又把這些想當然的解讀，當成是出發點，再無限擴大。

一覺醒來尚有依稀印象，按圖索驥一舉破解難題。這就是俗語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情況。這由外到內現象的對立面也許便是由內到外的「有諸形於內、必形於外」。

假如香港進入以言入罪的時代，政府拉人，依然是有法（港區國安法）可依。但在這情況下，有多少港人和國際社會會認同一國兩制沒有變形、走樣？

言論自由在香港是很重要的指標，但言論自由是應該有底線的。而公務員（公職人員）的底線是支持「一國兩制」，如果對「一國」沒有起碼的尊重，就不應該允許留在體制內。

我認識的來港工作的外國朋友，大部分都不覺得，香港是一個警察國家，香港警方經常使用過度暴力。他們原先都生活在文明國家，如果特區政府行的是暴政，他們怎會選擇來港工作，並樂於繼續在香港長期生活？

外國記者在中國如何採訪和發出什麼報道，這是新聞自由問題，他們都沒有資格進入中國境內，他們的新聞自由就不發生在香港，也就沒有限制他們新聞自由的問題，這是簡單的邏輯。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而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當李文亮不幸離世令他的遺言「一個健康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在於內地產生極大迴響時，我們必須防範有人藉故摧毀香港言論自由的長城，導致兩制崩塌，一國受害。

李文亮的去世，令數百萬勇敢的內地人悲憤莫名，他們大膽攻擊中共幹部企圖隱瞞疫情。但更令人震驚的是，李文亮的去世引發了社交媒體紛紛標籤「我要言論自由」。

馬道立2020年度法律年開啟典禮致辭時指出，社會應當珍惜法治，法治是凝聚社會的基石，因為一旦法治受到破壞，社會要復元將殊不容易。

我們不難看出，世界很多尊重言論自由的國家沒有對網絡上肆意傳播的造謠和煽動性言論置之不理。他們理解到在崇尚個人自由的氛圍下，政府對網絡的監管會被認為過分擴張公權。

一般人奉為金科玉律的「少數服從多數」，以為一定沒有錯。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人說，只有焚書，沒有坑儒，也算是文明了。我想，這種「文明」的定義是太寬了？還是太傻了？

莫乃光憂慮，近期香港政府做很多網上言論打壓。立法打擊網上言論後，可能還會過濾網站，留名實名制，完完全全變了內地的防火長城。

1987年台灣解嚴，中國國運轉變。台灣人大批返大陸，但多少人聽從錢穆之言，同學們宜細讀開卷有益，是為記此次發言的感懷。

《緊急法》可賦予林鄭月娥廣泛的權力，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這比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和現已放棄修訂的《逃犯條例》更糟糕。實際上，《緊急法》會使她成為一名獨裁者。這樣的舉措肯定會令香港玩完。

今天北京不能還只是停留在許家屯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舞照跳、馬就跑」層次來回應港人對核心價值觀的訴求，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訴求。

每處地方各有自己的「紅線」，例如英國明文禁止公開發表煽動種族和宗教仇恨的言論，而香港亦有法例針對發布惡意言論損害其他人的聲譽，反映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而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市民對現時一國兩制的狀況有不少顧慮，其實是意料之內。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嘗試，需要發展及磨合。從爭議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性質有不少誤解。

每一個人，如果選擇出席播放國歌的場合，都應該尊重各國的國歌。然而，若法律強制性要你尊重國歌，我不禁感到有些不妥。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美國60年代初期的學術氣氛非常好，但60年代後期，因為有越戰的強逼兵役，只幾年就一落千丈。今天，中國的學術氣氛時來運到，我們要待之如寶，增其濃而避其散。

受條例保障的限於議員在會議上的言論，而不包括議員的行為；如果議員在會議上作出違法的行為，例如用武力襲擊他人，涉及的民事或刑事責任並不豁免。

「我們着眼於成立大灣區國家實驗室的可行性，把不同學院放在一起，發展跨學科研究，更引進企業家精神及經驗，與工業界合作，展望未來港大在這些實驗室會扮演重要角色。」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青年是國家的棟樑」！ 優秀青年應有獨立的思考，需要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 不可以人云亦云，跟着偏頗的風潮偏離正軌。

市場激烈競爭下，近年售賣文具與精品的比例好像較多，猜想是要保持盈利，支持艱難的文化出版，若真要挑剔，反而覺得大型書商應該守護對好書的堅持，不要輕易隨波逐流。

雖然社會可容納港獨在純粹理論上的爭論。有些支持或同情港獨的人的行徑，卻又往往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涉及具體行動。

社會歪風下，學生在校園爆粗淪為常態。如果要懲罰爆粗的學生，有阻嚇作用嗎？懲罰能夠令學生以後不說粗言穢語嗎？

當孩子塗鴉時，可能會畫出一些負面或父母不可接受的內容。父母可以先不要責備，反而是了解他們為何會畫上如此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