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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社會事件猶如一顆五稜鏡，既呈現出香港問題之諸般本相，也折射出人性的深層本質。《從修例風波到反中動亂》提出了理論分析及建議方案，無論任何政治立場的反思型港人，都值得研讀參考。

美國人要了解中國，最少要50年，甚至100年。他寫的書不必翻譯，因為目前無西方人看，他的書是為將來寫的。

在美國的民情未改變之前，不管誰上台做總統，他們都必須採取敵視中國的立場，否則他根本沒有機會當選。所以，我認為拜登一樣會採取反華的基本立場，大方向不會變，只是在具體的做法上會有調整。

由於中國在運用國家之手方面比西方更有經驗，加上資訊科技與大數據都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中國的混合型經濟的優點日漸明顯。這一方面加強了中國的自信，同時亦引起了西方的猜忌。

我相信，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的惡化，最終將逼使西方接受中國那套應對疫情的做法，亦即是迫西方放棄部分個人自由的概念，以引入部分以集體利益為重的做法。

1980年，西方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普遍在30至36歲間，沒有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到2020年，40年過去了，西方國家普遍老化，筋疲力盡了。

我認為，中西方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中華文明，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個人為此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而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權利只容征服者擁有，被征服者只能做奴隸。

美蘇冷戰年代，香港和西方關係如魚得水，因而成為得益者，現在進入「新冷戰」時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再次陷入對立，香港能否在這個歷史時刻再次發揮獨特角色？

美國準備在今後，領導整個西方世界孤立中國，要逼中國非閉關自守不可。

新冠危機，讓世人對西方國家的表現跌破眼鏡，也戳破歐美各國發布的各種排名、評比的假象：外表光鮮，一肚稻草……。

一國之首要有戰略定力，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不是色厲內荏，發些狠話就算交差。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走到這一步，北京是狠下了心，香港則是命懸一線；往後發展，很難預見會有樂觀結果。

今天，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擺出了一副要和中國進行一場「民主政權保衛戰」的樣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脅來自中國。這其實是大錯特錯了。

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香港台灣兩顆海外明珠，發揮了傳授西方管理學知識的任務，筆者一輩就是由1978年開始當上「開荒牛」的角色，亦努力扮好這個角色。

柏林圍牆是1961年開始建的，只過了28年，柏林圍牆被拆，東西德統一，37歲的日裔美籍人福山，憑《歷史的終結》一書成名，居然維持了30年的盛名，但事實上，歷史並未終結。

早有60年前，錢穆早已告訴中國人，西方是工具文化，手段文化、而東方是道義文化，自然文化；西方是性惡論（人有原罪），東方是性善論。

西方傳媒是「拒絕承認，視而不見，嚴行譴責」，目前這些傳媒還是佔據了輿論高地，但中國青年已有免疫力，能慎思明辨，比60後70後好得多。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過去40年領先大部分西方國家，並培育了一個人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可以說，即使現在的格局是另一場新冷戰，美國的對手──中國──跟當年蘇聯完全是兩碼子事。

尼日利亞哲學家奧比認為人道必須建基於人道立場以外，且以非洲人在近代及現代史裏親身經歷的具體及特殊內容為基礎，並以從個人到群體的共同歷練為依據。

國內經常有人會問，中國為什麼要跟非洲合作？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主任王洪一表示，中國跟非洲合作是因為中非的產能互補性非常強，非洲的發展潛能又會帶來巨大的市場。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無限的歷史寶藏，也可以折射現實。他筆下伊利沙伯時代的羅馬天主教徒叛亂和21世紀的恐怖事件有何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