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行政主導

當年區議會的定位，是港英政府逐步推行代議政制的試驗場和起步點。經「完善選舉制度」後，區議會全面「去政治化」，還原了本來「地方行政」的角色，從此區議會不再是踏入政壇的起步點。

委任制度絕非什麼洪水猛獸，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人事任命方法，別胡扯到民主之談。綜觀全世界，包括歐美社會的公營機構/諮詢組織，其組成辦法，大多數以委任制為主。

「愛國者治港」下的行政立法關係仍然處於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初期階段，但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和相互制衡肯定會讓香港更有能力應對日後的各種嚴峻挑戰，尤其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多變和險惡。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對Roe v. Wade一案的裁決，將導致美國的婦女無法繼續享用墮胎自由。作為民主黨，拜登擺明車馬要設法推翻最高法院的主導，最高法院的裁決最終依舊離不開行政主導。

培養學生喜愛閱讀、樂於閱讀，是每一位為人師者應有之責。每一科、每個課題都可以有延伸閱讀。而圖書館主任擔當連繫人角色，定立主題，通過跨學科活動，推動書籍。

港人期望問責官員和政黨既要互相支持，也要互相制衡，不可以為了達成政治默契而建立起人身依附關係。這現象積重難返，最突出就表現在土地、權力和資本互相掩護的三角關係，長期如此，成為深層次矛盾，糾纏不清難解。

行政主導不是政務官壟斷決策，行政制度要重新檢查，適當改革。特首與行政主導要有知識的監督，打擊官僚化的流弊。

架構重組，目的是為了令政府功能更有效地發揮，政策推行更協調、更有力；但這些都只是組織設計和官僚體系的理順，難度不大，行政長官要做，一定可以做得成。真正難的，是未來3司15局到底可以找什麼人出任？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立法會內仍然會有不同政黨，但中央不會容許「一黨獨大」，政黨不能成為議會多數黨進而成為執政黨，這只是西方模式，並非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無論立法會議員怎樣努力，在行政主導制度下，沒有機會分享成功引進政策的光環。於是逐漸形成凡政策皆找碴的心態，以此儲存爭取更多政治本錢。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名牌效應的對立體就是標籤效應。當然，兩者相同之處，就是擁有與其他相若品牌顯著不同的地方，但分別就是後者往往被別有用心的貶抑者，突出其與主體相悖的瑕疵。

司法方面，回歸前，香港一直享有司法獨立，而且這項優勢在回歸後受《基本法》保障。但是回歸前，人事任命方面沒有分權可言。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政治體制並沒有實行三權分立，必須糾正。林鄭月娥表示，行政主導不等於特首會干預司法獨立，特首亦有責任確保《基本法》得以全面貫徹準確落實。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防止立法會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變天作好打算。

香港的所謂「行政主導」，事實上愈來愈是港英訓練出來的政務官主導。

在討論香港是否有行政主導時，需要清楚、明白，行政主導純粹指提案權，或是政府議案肯定能在立法會中通過。

在這段由英國人管治的長時間裏，立法局議員是由官員兼任的，港督就是立法局主席，官員就是議員，理所當然。

在社會陷於政治化的環境下，我們盡量利用我們的多項優勢克服難關，開始逐步收復失地。

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