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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東堂子胡同，有一種走出時光隧道、回首已是百年身的感覺。後來上網一查，才知道一條東堂子胡同，竟是半部中國近現代史。北京大學新聞網介紹：從蔡元培故居到伍連德故居，一西一東兩座老宅恰是兩位先賢的故居。

兩個多月猛烈的炮火，在加沙這個人口密集但又生活困難的地方，不少知識分子，包括專業人士、教師、文化工作者和記者，冒着炮火，或堅守家園，或犠牲生命之餘，只能看着像大學和其他社會組織，在炮火中消失。

大學本應有校園自由、獨立思考空間，以孕育社會良知、培訓創新人才。胡適先後協助蔡元培、蔣夢麟，構築北京大學的校園自由，還開啟女性平等入學之門。

蔡元培是舊社會的進士，當無人懷疑他那深湛的國故學問；其後他親赴外洋，潛心學習西方現代知識，可謂學貫中西。

2010年起，國內掀起了一股「民國課本熱」熱潮，100年前的民國中文教科書的市場行情如火如荼，極受家長們青睞，熱潮延續至今，為什麼呢？

紹興的老街很有味道。我很喜歡一個人獨自走在這些街道上，細看歲月的痕跡，靜聽歷史的低喃。在這些古老的街道大門前，時而坐着幾個老人，平靜地享受着黃昏時光，從他們的臉上能看到歲月的滄桑，也有江山靜好的從容。

港大的行動預示未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間接激勵出一些未來的社會活動家。當年的港大學生、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就是被港英政府打壓而加速投向左派陣營的。

港大的校訓是「明德格物」。「明德」和「格物」兩詞均早自《大學》，分別是三綱領和八條目之首，反映學習的過程是有明確次序：知之為始，能得為終。

中共黨史與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香港的年輕人要認識國情，我推薦看這部《覺醒年代》。

《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可說是我的現代化論述的兄弟篇，二書同為我1966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的後續書寫。

經常有人推崇大學的人文教育，本意為何？要維持大學問，學生需要什麼特質？

大學之所以為大，和我上一節所說的推行人文的教育也是息息相關的。我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在1983年11月出任港大中文學會的出版幹事，負責學會所有出版事宜，包括編輯年刊《友文》，由約稿、編輯到找印刷廠及廣告商，幾乎是一腳踢。沒想到，這一年的出版經驗，為我日後從事新聞出版行業埋下了伏筆。

儘管胡適和顧孟餘都可以說是一生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不懈，但後者卻是近於被遺忘。這代表了今人在近代歷史上缺乏足夠的認知。今天《顧孟餘的清高》出版，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貧乏的局面。

大家或許有興趣知道魯迅在香港留下了什麼足跡。1927年，魯迅先後3次到過香港。其中一次到港是2月，2月18日和19日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

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語文基金撥款的「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1月4日由丁新豹教授帶領，實地考察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來自本港十多間中學約40位師生參加。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百年前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祖家在英國，當會「冷靜」處理，想方設法拘捕五四發動者，英國人深諳，容許在香港反日，骨牌效應，香港的中國人，必然反英、再反列強！

過去五個月的社會動盪中，學生的行為，完全反映出五育的失敗。當中「美育」的失敗，原因甚多，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老師對「美育」的理解不足。

參與暴力的人士，不知有多少是大學生，為何今天香港有些大學生會成為暴力的追隨者，為何他們不循合法的途徑去宣洩他們的不滿？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之實地考察一「五四運動與蔡元培」現正接受報名。

一個有底蘊的文化，不會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善於融合外來文化，使自己的國力得以提升。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中國文化，我們不應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而是要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沒有需要改進，或者保留的地方。

身為校長，如果連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學生都不做，這才算是「縮骨」吧！教育工作，不是要春風化雨的嗎？

「名家系列講座」第一講，請來丁新豹教授（前排左三）、范永聰博士（前排左二），以及四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主林俊朗、周正賢，李謙諾及梁文輝，分別撮述五四歷史人物。前排右一為陳學然博士、右四為作者。

張翔上任校長一年，與學生仍未建立深厚關係，建議他在新學年開始後，定期與學生代表在官邸茶敘，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筆者相信天道是在的，回顧千年，宋神宗和王安石以熱心和勇氣，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令人敬佩，而當時的所謂君子們，欠缺了進取精神，不能與時俱進。

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改革北大。93年前的今天，恰巧就是他離開北大的日子。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的風骨，不時提醒我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一個新時代的大變革，一個波瀾壯闊的五四，其思潮的孕育、互動、交鋒與激盪，隨自由的北大精神，早厚植於青年與人心，才能在國難當頭時，瞬間點燃國民的怒火。

運動雖然重要，但不可以無節。既要睡眠充足，又要涵養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日後大多數成為中國各種傳統學問的重整者，並且以現代科學的精神，建構起中國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思想。

五四晉百，今年國家的外交內政，躋身列強，甚至是篤定已成為美、俄、中的三雄之一。但百年前後，人才在我國又要怎樣數算？是多還是少了呢？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又要如何吐納，再創新篇章！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救亡運動，至於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則帶有文化救亡的意義了。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蔡元培先生從事《紅樓夢》疏證的十餘年間，正是「排滿」之聲四起，民族主義激情高漲之時，這種時代氛圍，對於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氏顯然有深刻影響。

同學們，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請多些與名師結伴，向名家學師，以名著為友朋，盡量閱讀跨越時空的傳記，作為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座右銘。

有意憑弔對革命有貢獻的先人墓碑，或者有興趣了解香港名人與國民革命歷史關係的讀者，《香江有幸埋忠骨》（增訂版）不失為一本不可多得的指南。

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教授指出，浸大有一座學生宿舍命名「蔡元培堂」，表達了港人對蔡先生的尊敬之情，但這遠遠不夠，既然九七之後，香港有了「孫中山紀念館」，未來也可以爭取建立「蔡元培紀念館」。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紛爭不絕。社會關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個疑問：究竟大學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不要說「世上已無蔡元培」，即便蔡先生再世，也都可能回天乏力。

弘一法師在63歲臨圓寂之前，寫下令人感懷的「悲欣交集」四個字。這幾個字可以看出他對死亡離世的態度。

飾非文過，雖博反害，如果心術不正，則民主虛假，學識虛假。三十六計借屍還魂，科舉名利依舊，上下交征學位，左右並不重視教育！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

人們不會要求大學裏的「民主牆」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可是，底線還是有的。這底線需要所有使用民主牆的人自覺遵守。如果有人踐踏了這底線，就是踐踏了民主牆的尊嚴，破壞了民主牆的作用。

蔡元培說：「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縱，則且流於粗暴或殘忍之行為而不覺，可不慎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甚至在消失中。

永遠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他們能處理的往往比我們想像得多。

先是金錢的壓力，後是名位的誘惑，對於大學教授來說，過了這兩關，才能談論什麼獨立與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