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自由主義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理想情況下，以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淺藍陣營可以清晰地描繪成作為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橋樑，一方面可以與中國大陸對話，並與執政的民進黨有效競爭的穩定器形象。兩岸關係甚至中美關係能否因而有潛在性的突破？

毛澤東在84年前，1938年5月30日發表的《論持久戰》，現時重新閱讀其論述，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戰爭與和平之間如何抉擇的認識，可以堅定我們對人類發展前途和命運的信心。

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法國總統大選極右候選人澤穆爾以戴高樂派的保守主義傳人自居，謹守中間但偏右的常識位置，其旋風正在席捲中間派的選票，甚至令中間偏左的選民也覺得吸引。

人類在社會裏一同生活，不能只顧個人需要，還要顧及社會的整體需要，人權與公義之間，自由與道德之間，必須有一定的平衡，人類社會才可以健康發展。

「籍貫」，這是「我」的血緣所在，是「我」的祖先之地，更是尋根問祖的精神與動力的源流。

列寧相信要盡快革命，而且一旦革命成功，必須推行專政。

本來特朗普已經勢成過街老鼠，沒想到拜登集團連追猛打，否定了自由派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此一宣傳百年的金句。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約瑟夫・約菲近日發表題為〈回歸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文章，指拜登上台後，多邊主義會再次主導美國的政策；美國將回歸自由主義霸權，而不是特朗普那種狹隘小器的態度。

中國認為：香港的「高度自治」不能放任不管，其中一個原因是特區政府錯誤造就「通識教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造就了反對中國、倡導港獨、大江東去不再回頭的一代。

如果北京政府肯面對現實的話，不難看到，北京反覆向台灣推銷的一國兩制，在台灣民間已失去認受性。強推只會增加台灣民眾的反感。

美國總統大選，這不是一場選戰，而是切實的內戰。以特朗普共和黨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與奧巴馬拜登的自由主義，終於在全球化蔓延、武肺擴散、人類社會30年危機的臨界點攤牌而爆發。

沒有一個社會會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變得平等，社會永遠會是等級性的，永遠會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新冠疫情規模，不及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卻讓西方國家變經濟重災區。崩壞背後，藏着歐美「寅吃卯糧」的問題。

病毒本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也是一部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歷史，一部人類和病毒較量對抗的歷史。

疫情危機暴露社會的真實面，它檢閱這個社會的一切。新冠病毒擴散以來，一方面表現為有組織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現為沒有責任擔當的無政府狀態。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着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擁有一頭捲髮圓臉孔大眼睛和濃密鬍鬚的愛因斯坦，應是最廣為人知的科學家。愛因斯坦（1879-1958）一生曾經持有多個國籍？

為什麼讀顧準是這樣的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

激進政黨崛起，西班牙再次組閣失敗，11月舉行了4年來第4次國會選舉，最大黨的得票率卻下滑，政局更加破碎。德國也出現類似跡象，政治癱瘓恐成西方常態。台灣沒有組閣問題，但兩黨局面也正逐漸鬆動。

儘管美國花費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不僅沒有擴張，反而變得更加脆弱。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如果你知道你的子女，入讀中學以後，很快已談戀愛，亦很快讓你知道，你會立刻阻截？

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這樣的標籤，雖然能帶來討論上的一些便利，同時卻是問題重重，尤其是嚴重曲解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

有論者認為，政治不應談道德，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只有權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來約束政治，是範疇錯置，是天真和不成熟。如果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泛濫，即意味着愈來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會基於這些批判而進行任何社會行動，甚至還會嘲弄其他公民的實踐。

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並以平等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甚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