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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子搜索出數之不盡的證據之後，已清楚見到金庸對梁林的往事「念念不忘」，而「千里傳音」就是他費盡心思，以畢生精力為梁林所做的一切。

近日在舊書堆裏發現一份很特別的香港舊報紙《中西日報》，報紙內容從新聞版到副刊，都是中英雙語對照，這在香港報業史是獨一無二的。創辦人是有香港報壇怪傑稱號的任護花，報紙日常工作則交由兒子任忠章負責。

在海外40年，劉先生總是看著有點莫名的着急。回來香港這些年的劉着急先生，現在終於不着急了。

劉師高壽安息，享年90（1934-2023）。從威斯康辛的東亞學系課堂，到黃金海岸的法國餐廳午膳，如今一一歷歷在目。念及劉師紹銘的文學貢獻與著書喝酒之二三事，草草追憶，悠悠感銘。

羅教授的《周邦彥清真集箋》信是詞學的一大傑作，至少時至今日，它是研究清真的詩、文、詞最有價值的參考書。

西西為我們打開一扇又一扇窗，她用文字，讓我們看到，她經營出來的世界，包括香港，原來這樣美麗動人的。

為什麼寫作？林文月的看法是──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自己、觀察世界，有所體會、有所感思，將觀察、體會和感思，誠懇地寫出來，遇到用心的讀者，便會感動他們的心。

在香港，可以自由閱讀、自由書寫。西西說珍惜這種自由：「開放是很重要的，即使你不寫作......香港作家，因為文化語境獨特，視野、思維、表達方式都和其他華語的地方不同，對華文世界肯定是一種增益。」

身體固然需要Keep Fit，知識也需要Keep Fresh，尤其是在漫長的疫情下更不能怠慢，否則待疫情過去後，你可能才驚覺追不上時代的步伐。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任伯伯也是一個「可大可小」的人，他充滿了童心童趣，真真正正與孩子們平起平坐，從孩子的角度去看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所以他的作品是那麼廣受孩子們的喜愛。

1953年天風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翻譯的一本小說The Yearling，是美國作家Marjorie Kinnan Rawlings的作品。張愛玲說這本書令她感動，有點眼濕濕。

10年匆匆過去，我還在過着難以調控的忙碌生活，未能忘卻營營。不知脫離了肉身束縛的黃兆傑教授這10年過得怎樣呢？

在世界信息網絡如此發達，信息傳播如此全球化的今天，我希望我們的社會包容度愈來愈大，傳媒愈來愈自重，愈來愈認真地將真實的信息傳達給我們，而不是「帶節奏」。

港英時代立法局的最後一任主席黃宏發，自2004年退休後便埋首翻譯古典詩詞。他選輯了60首結集成書出版《英韻唐詩六十首》，處處可見其匠心。

中文名字的英譯需要標準化，但不應該機械式的跟隨西方先名後姓。其實外國對中國傳統並不陌生，如果不懂，可以看看歷史，毛主席、周總理等英文名字，從來姓氏先行。

昨日是「五四運動」101周年。同在「五四」這一天，聽到曾替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逝世的消息，他是1954年加入外交部工作的。這一連串的「五四」，令我感慨良多。

目前文章潤飾都是專人做，比如英文好的或英文專科畢業的，按文章或字數付費。但我相信AI出來後，可以做到一個軟件或程式，一定有很多人下載。

一般譯詩，由一種語言轉譯為另一種，如果重意不重詞，難度仍未算極緻，像《魯拜集》過去就有郭沫若與孫毓棠的全譯本，但他們都是用自由體翻譯的。

《施政報告》的主題「堅定前行，燃點希望」，英文版翻譯為 Striving Ahead, Rekindling Hope。中英文含義的差異，是故意的嗎？

大學生活，誰不蹺課？唯獨是張同老師的課，我們總是乖乖地待在位上，恭聆教益，不敢怠慢。

劉以鬯成長於上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受到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的影響，其作品思想開放、風格前衞，充滿現代主義色彩。

其實至今，連當前的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兩個字與當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又有哪位領導人有這個魄力和膽量，把「共產黨」這個名字改了。可是你不改，顧名思義，貽笑大方。

「回想當時，我是個大言不慚的年輕人，想修讀博士學位就回母校去，跟老師說自己想翻譯《紅樓夢》──彷彿那不是什麼難事一樣。」

孩子五、六歲時就用朗讀來代替「講」故事、讀書時做筆記、寫作後把自己的文章當作別人所寫的來讀，細細地、客觀地批改⋯⋯作者提出多個有助改善中文的小練習。

「我一生與詩結了不解緣，讀書、研究、教學、翻譯都集中在詩。」張曼儀如是說。翻譯過程讓張曼儀如像重歷了卞之琳的詩歌創作過程，對他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

我強調的是中英俱佳，是過去香港人的優點、強項。若失去，就會在激烈競爭中處於下風。

譚仔有價有市，除了是買入其極有效率的生產方式與名氣，我認為是看準了香港的「窮X」市場。

恒管常務副校長兼翻譯學院院長方梓勳教授指，碩士課程已獲行政會議通過，將於今年9月正式授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