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84年前,1938年5月30日發表的《論持久戰》,現時重新閱讀其論述,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戰爭與和平之間如何抉擇的認識,可以堅定我們對人類發展前途和命運的信心。
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具體實際難題、歷史文化傳統和時代現實要求3方面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在國家主導之下把兩制藍圖變為美好的現實。
我們這一代人,自少年時期就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對於中國文化矢志不移的熱愛是我們的共識。雖然大家在不同的領域發展事業,我們都與古兆申一樣:此生無悔!來生還要做中國人!
「鄧小平南巡」成為中國現代政治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一些當年的「過來人」均同意,如果沒有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確定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就不會有30年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唐詩人李商隱(813-858)的「卻話巴山夜雨時」,對過去的友情有濃濃的懷念。北京經濟學者悼念短缺經濟學大師科爾奈(Janos Kornai, 1928-2021),也流露珍視友誼的情懷。
1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並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總結了中共過去的奮鬥歷程和取得的成就,使黨的現任領導人及其政策措施具認受性,同時勾勒了中共未來政策方向的基調。
中國經濟崛起;相反歐洲資本主義千蒼百孔,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指出,歐洲現況令到習近平帶領中國走新的社會主義道路。一起聽聽施生分析。
如果互不相讓,各走極端,香港不會是公平和關愛的社會,更可能返回上世紀60、70年代的情况——港人的價值取向,一切以金錢(搵銀)為準,所謂香港精神,離不開個人的財富和享受。
中央過去一直對一國兩制持有的某些觀念,非但不能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向前發展,反而給特區帶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機。「特區政府不需且不應由政黨領導」這個觀念,是否也應該改變呢?
如果一個國家容忍資本無序擴張,消費者的選擇就會由資本選擇所代替。社會需花更多的精力吸引投資者,令股價節節上升。中國政府認為這導致一個社會傾向務虛,不願意務實。
其實西方國家亦會執行許多監管措施,但中國政府執行的決心和速度更加明顯。「改革開放」政策本來就是一個持續的實驗,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斷演變。
自1967年爆發「六七暴動」以來,香港社會經歷了長時間相對安定的生活。直至近年,因社會體制、生活習慣不同引發的中港矛盾日趨激烈,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也蘊藏着微妙的緊張關係,羅海雷提出了他的觀點與看法。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湯馬斯‧弗里德曼撰文,指前總統特朗普任內美國政府的干預政策「更多地刺激金融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還窒礙了生產力發展,但兩黨都接受「永久低利率」,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加劇。
官媒不斷強調立案調整螞蟻,不是代表行業走向冬天,而要健康發展。撇除科網行業龍頭壯大至一定要管問題,十四五規劃中,強調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其實與近期發生種種一脈相承。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近日發表演講,認為中國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但他認為西方並不理解中國,原因是西方一直忽視了中國擁有獨特的文化和現代性。
五中全會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的「重要講話」為標誌,並於10月29日由中共中央正式發布。會議公報作出兩點評估、一個遠景目標、6個主要目標,一個核心地位和11項「關鍵措施」。
我認為,中西方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中華文明,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個人為此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而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權利只容征服者擁有,被征服者只能做奴隸。
中國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下行至某程度時,卻表現出如同自由經濟的放任,如進化論一般的令能生存的生存,該被經濟巨輪碾壓的消失,成為名義上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外國遊客來到Coppelia品嚐「社會主義雪糕」,絕對是一項冒險活動!冒險,需要有一點入鄉隨俗的智慧。去古巴前, 筆者已苦心研究,如何進入這間神秘的雪糕公園探險?
現時,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藍的應該比偏黃的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若果要全面杯葛藍商,只會令自己行不得也哥哥。「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這個主張在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綁架,這位初生之犢竟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我們看到,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達到他的戰略目的。課重稅只是唬人的把戲。所以,由貿易戰發展到經濟、外交、政治、軍事、科技以至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全面衝突和較量,並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郭鶴年把自傳獻給母親和二哥,對親大哥鶴舉着墨不多,只能從其他公開資料知道郭鶴舉曾出使荷蘭、西德、比利時等國,退下外交工作後又回到商界,協助家族企業發展。
古巴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雖然生活不富裕,但過得很快樂。古巴的前統治者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有別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反對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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