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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性血管炎引起的高血壓是其中一個潛在問題。因疫苗產生的血管炎包含廣泛的自體免疫攻擊，血管就需要一些根基元素幫忙修復。

慢性肺炎降低血液中的氧氣含量，可以同時損害微絲血管多的器官，曾經染上肺炎者，要留意原有問題有無惡化、有無多處同時出現問題。若有宜早見醫生。

2月6日（下周一）開始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所有口岸不設人數限制，可隨意出行，不用預約，亦會取消出入境前核酸檢測或其他檢測要求，可隨意隨時進出。

呂大樂教授慨歎，「政府覺得市民的合作程度不足，而市民又不知道究竟政府要大家怎樣配合才能走出困局。萬一再發生新一波疫情爆發，大家又回到原來的起點，集體經歷另一次『空轉』」。

大家在傳播有關訊息和分析有關數據時要小心求證，不能一句話「我講下咋喎」就輕輕帶過。

為免反疫苗人士大做文章，數據公布得愈少愈好，大眾無知才是對社會最有利？

要解決這深層次問題，要把子女的責任抽出來，變成政府的責任；政府應聘請醫生，成立顧問中心，處理子女猶豫不決的個案。

問責是一回事，但硬說政府沒有落實動態清零，而且是故意放軟手腳、陽奉陰違而造成今日局面，我覺得是言過其實，把抗疫工作過度「政治化」了。

現在有75%市民打了疫苗，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投訴，唔知道平時接觸的人有冇打疫苗，袁教授的方法其實是一個大躍進，就是要求未打或不能打疫苗的人戴兩個口罩。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2022年更值得觀察的，將是中外關係，因為明年有很多事情或會到了「見真章」的階段，也是實力的考驗。

生死有命，我們能做的本來就極其有限，而且不打疫苗又感染病毒，會否更加危險？

打了疫苗的人可以唔支持通關，但未打疫苗人冇資格支持通關，所以，支持通關的民調應低於67%方為合理。

在一個社會，誰有責任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從高斯定理角度看，只要權利責任界定清楚，誰負這個責任無關重要。

如果請一個沒有打疫苗的年輕人，倘若以後那人確診，僱主就不能怪他沒有打疫苗。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表示，已向中央提交報告，爭取逐步有序通關。筆者覺得「爭取」二字聽起來有點怪怪。通關事涉逾14億國民的健康安全，茲事體大，可不是像本港某些議員喜歡向選民報稱自己「成功爭取」某個民生事項。

西方政府覺得社會必須盡快如常運作，兩害只能取其輕。政府提供足夠的疫苗後，責任就算完成。我估計，當西方國家全面解封後，疫情勢將傳播得更快。

老實說，香港唔解封，經濟一定會壞落去，經濟轉壞，受到最重傷害的一定是基層市民。

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已肆虐了一年半，社會的正常生活被打亂，有些行業更處於近乎停頓狀態，盡快接種疫苗應是走出這種困境的不二途徑。

朋友問：為什麼現代人這麼容易落入被人激怒的圈套呢？原來被冤枉是人最不能忍受的，偏偏現在流行甩鍋，政府一直把缺疫苗之事怪罪到別人頭上，使好心人士很灰心。

當拜登愈來愈利誘蔡政府走在對抗中國大陸最前線時，如有擦槍走火或真槍實彈，戰場就在台海或台灣本土，最不幸的就是我們台灣的2300萬人民！

1796年，「免疫學之父」英國醫生詹納發明了以種牛痘來預防天花，最終消滅了這殺人如麻的病毒，成為了「人類史上拯救了最多性命的人」。他是第一個甘願背負指責、賭上個人名聲和職業生涯推動疫苗運動的人。

歸根究底，居家檢疫或限聚令其實有多大效果？

即使對通脹的問題，外界至今是沒有共識的。為什麼？因為今年經濟表現的現象，太多一次因素影響，以前從未見過，往後發展亦更難料。

政府下一步要考慮，曾經接種疫苗的人即使歸納入親密接觸者，亦不需要隔離，因為最大公約數可以證明他們確診的機會很低。

台灣疫情，沒有人監察，就是失敗的根源，什麼「3+11」、「校正回歸」，全台灣只有30萬劑疫苗，國民黨明知有漏洞，亦不敢說出來，或者專登唔講，令民進黨跌一大跤。

疫情無比輕微的香港，正陷入一個「不放寬不打針」的奇怪均衡。奇怪之處，是身處疫情比香港嚴重得多的美國，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竟開始比香港正常。

已超過平均壽命，藉着領袖魅力持續做政治家的人，其實頭腦已痴呆了。其實不論做任何工作，都要思考「完結篇」如何處理。

疫苗若真有效，毋須聲嘶力竭地呼籲好處多過壞處，世人也會搶住打？說到底，打疫苗還是不打，這是個人選擇。

飯後在街上閒步，唯一的得着是：這頓飯讓我多了一個可悲的寫作題材！  

今次的新冠疫病比過往的疫病更難控制，病毒變異快速，各國疫情反覆，全球第二波的大流行似正在開展。這是更嚴重的防疫治疫大戰，香港政府與社會不能掉以輕心，再度犯錯。

大自然的氣候變化，四時有序，周而復始，循環不息。職場世界亦然，打工兒女身處其中，倘能掌握枯榮更替的規律，好好順應經濟和市場景氣的起伏，也同樣可以做到處變不驚，四季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