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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處理美中關係方面，明顯被描繪成積極主動的政府，而不是消極的「跛腳鴨」。另一方面，中國也熱衷於強調中美關係的連貫性。這種國家利益的契合是美中關係發展的正面跡象。

沙利文訪華會見的是中國外長王毅、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前者屬外交禮節，後者才是他訪華的真正目的。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人類共同未來倡議，可以有望在東南亞取得突破。王毅東南亞之行及睦鄰外交的深層意義和影響，需要正確和客觀的認識。

中國最近對多極世界的追求可以被解讀為中國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努力的標誌，旨在創造一個沒有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公平世界，而是一個以和平、安全、秩序、繁榮和多邊主義為特徵的世界。

顯然，王毅此訪可以達到加強兩國對話、溝通與合作的目的，但由於深刻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分歧，這種成功似乎遇到了進一步突破的巨大障礙。

香港和澳門預計將比以前更加「社會主義」，以更有效的方式處理民生，同時盡可能使兩個城市去政治化。

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交往亦然，沒有信用，言行不一的，如何能被人信賴？如何能成為可靠的夥伴？君不見這些年來，美國如何脅迫與利用盟友？所以美國的外交，如何能贏？

中歐峰會周四（12月7日）登場，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晤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預期雙方將就經貿關係開展對話合作，推動雙邊關係更上層樓。

儘管在一些領土主張上存在分歧，但中越領導人務實地擱置分歧，利用社會主義兄弟情誼的意識形態共同性，最大限度地減少、淡化和管控領土分歧，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台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指出，以色列的行為已超越自衞範圍，應該認真傾聽國際社會及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停止對加沙地區民眾的集體懲罰。

王毅和沙利文全面檢討了中美雙方共同關注的問題，當然包括最核心的台灣問題。中方的官方報道是王毅主任再次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必須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落實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全新特別展覽「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正式揭幕，本次展覽展出共120件三星堆等遺址的珍貴文物，其中55件為近年最新出土文物，結合沉浸式多媒體技術，生動演繹古蜀地文明輝煌成就。

水炮事件表明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中美競爭使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化，中國與美國其他盟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也可以在水炮事件中輕易看出。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自6月25日（周日）在北京會見越南外長裴青山後，就沒有再公開露面，更缺席了多個重要外交活動，外媒質疑原因在於其負面傳聞。

筆者認為，2023年或將以新時代國際形勢的分水嶺載入史冊，充分彰顯中國的戰略定力。當今世界缺乏的是和平合作，互動共贏。中國不反對合理和健康的國際競爭，但國際競爭應該有合理邊界。

布林肯之行是實在的，他避免了成為1979年建交後第一個在任內未訪問中國的國務卿，還達成5個合作方向，有所交待，合符美國明和暗圍策略。至於習大大和拜登何時會面，還看時機，秦剛赴美之行看來也近了！

中國近期踐行的「大國外交」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即在國際爭端中積極充當調解人和強調非西方式現代化。

尋求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已成為王毅會見歐洲國家領導人的不變主題。中國似乎急於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但它或許正在尋找一個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在當前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過去五年中美關係緊張，此次兩國元首會晤氣氛友好，雙方都強調確立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的重要性。習主席在會晤中多次提及台灣。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兩元首在台灣問題上究竟具體談了什麼？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表示，各項議程已經全部完成，在全體代表共同努力下，大會取得圓滿成功，達到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明確方向、鼓舞鬥志的目的，形容是一次高舉旗幟、凝聚力量、團結奮進的大會。

澳洲在種種衝突及張力中，似乎感覺自我意識之甦醒，認識到地區安全問題日益重要。我相信中國向澳方提出的「拒絕第三方操縱」要求，正是忽視了澳洲「自我意識」的形成。

對於太平洋島國而言，美中競爭對這些島國有利，因為雙方都向該地區注入了更多的投資和人道主義援助。然而，鑑於太平洋島國的意見並不一致，以美國為首的盟國試圖對這些島嶼施加更深層次影響的嘗試，可能十分複雜。

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和王毅外長最近的一系列外交活動，顯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特點：對俄烏衝突採取更加政治中立的立場，呼籲歐盟尋求和平對話和解決烏克蘭問題，以及拒絕以「新冷戰」思維來處理國際關係等。

王毅此次訪印是2020年中以來中印關係發展的一次突破。讓地區和世界和平、中印雙邊關係不斷取得進展，是他開創性訪問達成的重要共識。

拜登上任後的對中策略一直是國際焦點，從中美雙方在阿拉斯加會晤上的針鋒相對，對於未來中美關係，能看出什麼端倪？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