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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應集中在提高港人幸福感、歸屬感，聚民心，營造更包容、更寬鬆的社會氣氛。只有大部分人心情舒暢，港人才會支持特區政府，香港才可以真正「由治及興」。

《青年樂園》周報被勒令停刊，但港英政府曾給予它在一定條件下復刊的機會，結果當然是負責人不肯妥協。由於出版社執照並沒有被吊銷，半年後出版了《學生叢書》，繼續春風化雨，直至結業。

《青年樂園》在六七暴動的尾聲才被港英政府頒令停刊，筆者認為《青年樂園》的真正「死因」是報道和允許「官校學生」的「造反」。港英政府中學是殖民教育至為重要的一環，因此港英才需要禁止《青年樂園》出版。

當然我也作了最壞打算，萬一港英逮捕了我、控告我，我怎麼辦呢？我是作好了心理準備，也作好了上法庭準備，我準備了9000字的辯護辭，甚至也作好了坐牢準備；但是港英一直沒有對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港英政府因煽動罪而控告《青年樂園》，逼令他們停刊。然而，煽動罪所涉及的文章，全部都不是在《青年樂園》刊登，而是在副刊《新青年》刊登的。李廣明社長和陳序臻總編輯認為，多講政治的反而是《中國學生周報》。

城寨的命運有點像香港寫照，都是在中英上百年政治角力之間「巧妙」地生存着，並發展出自己一套求生方法和管治方式──並不完美，但大部分人都安守本分，在夾縫中求自己的託庇之所和生存空間。

無論是港英時期的殖民地教育政策，還是特區政府在文化回歸上的坐失良機，均令香港成為缺乏民族自覺，内涵蒼白的商業城市。既然如此，為何仍有聲音認為香港的文化底蘊是可以「放眼國際、心懷中國，又可立足本土」呢？

無論是傳統文化人，或者是民主派人士，均認為殖民地教育及文化政策，是致力淡化港人的民族文化及自覺，將香港改造成「既中且西，不中不西，甚至忽中忽西」的雜取型社會。如此狀態究竟是空白還是留白，值得深思。

殊不知，數十年後的今天，我和泰迪羅賓竟然坐在一起吃飯，談起當年彼此互不相認的「江湖恩怨」，確是「一點中你怎去躲」，大家也笑起來。近日，還看了他主演的電影《4拍4家族》，發現他的悟性確比我強得多。

60至70年代全球正值反殖浪潮，港英過去行之尚可的「華洋分治，以華制華」策略已不足以應對世局，六七暴亂付出難以彌償的大量傷亡代價，也成為香港社會轉型的契機。

到了今天，時代不同了，很多東西都變了，但有些感覺沒有變──民意和新聞界仍是無關痛癢的風，可以視而不見，甚至沒有存在的感覺。

嘉道理家族在香港安居立業逾越百年，毫無疑問蘊藏具引人入勝的精采故事。普立茲獎得主考夫曼曾撰寫一本以嘉道理家族及沙宣家族的發跡歷史。

新界地域是英國與中國的中間地帶，既不完全屬於英國，宗祖國也不干預，因而天然的保留了中國的宗法制度、氏族社會和傳統習俗文化。

由於香港總部之風水旺七運，所以滙豐在國際搞銀行一路都不太賺錢，都是香港賺錢補貼其他生意，這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會偏幫本地銀行。

再過幾年就到了67暴動一甲子，根據愈來愈多的解密文件，67真相逐漸暴露無遺：這可能是一場在劫難逃的悲劇。

今天為大家介紹六七暴動期間政府和左派的宣傳刊物，這些刊物已經成為古董，老中青的朋友都有興趣收藏。

特區政府沒有沿用港英政府的做法，是不重視地區事務的觀念，也有以為通過社交媒體更能夠溝通民意的想法。但疫情爆發，一是沒有想到民間力量的作用，即使想借助，民政事務聯繫地區組織關係也完全失靈。

80年前的聖誕節香港被日軍佔領，多位社會賢達、富商、政界人物很快便被日本軍政府控制，軟硬兼施之下，他們之中不少淪為日本人的傀儡「民意代表」。貴為華人之首的何東爵士，有幸及時離開香港，逃過厄運。

調景嶺有說不完的故事，有關調景嶺難民的專門研究，也為數不少。

平心而論，丁屋政策為什麼引來爭端？簡單地說，是因為少部分人的利益，傷害大部分人的利益。

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97前和97後，香港的管治為何會南橘北枳呢？

邵氏之崛起，其實是出於港英政府要用軟實力，在文化上對抗中國有關。培養邵氏電影，是港英在政治上文化對抗的一步。

有不少研究指出，北京發生五四運動後，很快就傳來香港。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當時香港是殖民地的地方，英國政府以高壓政策管治香港，特別是排外運動。其實五四運動在香港爆發沒有想像中厲害。

九十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生活，只感受到香港自八九十年代後興旺的經濟和繁榮的景象，便直覺地懷念港英年代的日子。

香港的新一代怎麼啦？香港的孩子們究竟認誰是「母親」？難道美國霸權主義和英國老牌殖民主義者是香港孩子們的「爹媽」？

填海造陸的成本很高，不過相比其他選項，考慮到時間成本、成功可能性，填海也許是個好選擇。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