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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有內地學者認為，若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就會患上「刑法依賴症」。這是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社會治理中出現的非理性現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風險與社會危害。同時，這是否也見諸落實《港區國安法》後的香港？

孟子與荀子的論述風格有所差別，或與時代背景、社會角色及個人性情有關，不過對於儒家學說和中國文化都同樣發揮了拓展和延伸的作用，令人嘆為觀止。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以人性、人道、信任、情義、良心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加上開放、靈活、柔韌的道家文化，自能形成「可持續社會」。講求專權、高壓、控制、功利必「暴風不終日」的。講求仁義和有容方是長久之計。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絕不是棋盤上的博弈，或者運動場上的較量，入世未深者，絕不能兒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隨着《港區國安法》立法和相關人員的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HKSAR）的國家安全機制於焉建立，並具有中國傳統「法家」和集中制混合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