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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大支柱行業僱員流失的比率，並未由香港作為先進經濟體所應致力發展的高科技知識密集行業補上，反而像眾多西方國家一樣，落入收入較低的服務業之中，尤其是零售和個人服務。

中美的蜜月期過去了，美國反華政策開始後更急轉直下，在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盛行之下， 這個低潮會維持很久，要等美國老白男退潮。

美國有一點很特別，當她處於勝利傲視世界時，美國人民會顯得較為雍容大方，但當她失敗時，你卻會見到一個「發爛渣」的流氓國家。基辛格認為美國若沒落，世界也不會和平，這是很有見地的觀察。

200年前，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說：「誰有本事令你相信無稽之談，誰就有本事令你大開殺戒」，這句話完全適用於今日謠言滿天飛的香港。 

中國、俄羅斯的疫苗研發與生產勝於美、英，主要是沒有利潤掛帥的障礙，政府主導，更可為支援窮國小國而犧牲企業暴利。美、英抵制，卻只會暴露它們政治的虛偽和殘暴。

曼谷，不是任性，就是懶散。

如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是美國走向民粹的根源，也是特朗普四年前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不僅拜登政府束手無策，而且在盛產經濟學家的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提出一套良方，問題根源到底在哪裏？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美國支持特朗普的人不少，他的潮流影響頗大，於是有人開始稱之為「特朗普主義」。但是，什麼是「特朗普主義」呢？

拜登走中間路線，如何平衡左右兩方的壓力，其實絕不容易，要修補國家撕裂，更不知從何做起。

拜登指控特朗普令美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所以他要把美國重新帶回國際大家庭。拜登想做的，只是想帶美國重回舊軌罷了。然而，拜登能做得到嗎？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大學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王于漸表示，要解決香港嚴峻的民生和民粹問題，推行「港人組屋」計劃是唯一出路，讓大多數港人以可負擔的價格購買公營房屋單位，才能促進整體經濟發展，實現真正的全民共享繁榮。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裏，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

班農，作為策略師，也只能是選舉策略師，在涉及美國內政外交問題上，他是沒有資格策略的。

香港社會突然冒出了一股民粹主義思潮，把社會上的種種不幸，都歸咎於無良商人，尤其是地產商。他們為地產商扣了一頂帽子，稱之為地產霸權。

全球疫情肆虐，究竟會令民粹主義惡化抑或提供一個轉捩點？

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無論美國的對華政策如何，中國的繼續崛起不可阻擋。

最近一段時間開始盛行妖魔化中國來強化西方民主認同的做法。很顯然，認同政治已經從社會個體、群體上升到主權國家對自身的認同，對他國的排斥。

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最近4年，由反精英的特朗普領導下，無堅不摧，美國累積多年的老本，亦差不多了。2020年，新冠病毒出世，美國弱點，紛紛出現。但仍要等到11月3日選舉，才能決定如何走下去。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表示，美國對如何制裁香港而不傷害自己沒有什麼有效方法，而港區《國安法》將令推動「顏色革命」的成本大增。

內地政府推行的「地攤經濟」看來只是失業人士的止痛藥，不會根治現時內地的失業問題。歸根究柢，內地經濟必須重回正軌才可以令失業人士盡快重回就業市場。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這次新冠疫情，我們看到了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整個國家即刻都動起來了。如果換成其他一些國家，難以做到。

市民當然要救，但光救市民不夠，還要救企業，經濟才可以如常運作。只有這樣，市民才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不是長期依賴政府的救濟。

為了利益，不惜以整個社會甚至全球人的福祉作賭注，最後或許得不償失，因小失大，可能是對世人的警號。

民眾經濟利益的受損和對精英的不滿，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催生了一波洶湧的民粹主義浪潮。

「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認為任何與民主沾上關係的東西和事情都值得支持甚至犧牲。他們的實際利益可能受損，卻永遠覺得自己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

彭博決定親自上場，他的策略是走中間路線，既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劃清界限，也有別於民主黨主流的左翼激進主義。

綜觀法國政壇的趨勢，不管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均企圖擠進生態政治這一大舞台。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這些年中國圍繞「憲政」而發生的爭論，顯露出知識界對英美憲政的羨慕，然而現在英美國家率先發生憲政危機，這對很多人來說，既很難接受，也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幾乎所有民粹主義傾向的領導人，都個性張揚、不修邊幅甚至信口開河。但真正的精英主義，精髓是律己和擔當，享受權力的前提是承擔責任，身先士卒，公平公正。而不是在利益面前爭先恐後，面對困難躲得比誰都快。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烏克蘭的轉變，將會影響整個國際大局。烏國新政府的經濟振興希望便只能寄託在中國身上。中俄以政經分工實在便是烏克蘭復興的希望與條件。

由巨無霸公司進駐而帶來的人力市場大流動，足以令一個城市的基因得到重新排列，令城市的生命力大增。阿里巴巴在杭州設立總部後，就令杭州由一個旅遊城市，轉變成一個科技含量倍增的城市，予人耳目一新。

福山寫《身份》這本書，是因為看到特朗普代表的右翼身份政治冒起。福山指出，去年美國中期選舉，特朗普身邊的人都叫他談經濟，他卻大談移民，把選舉議題從經濟轉移到身份問題，助長社會的兩極化。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設計，其實相當耐人尋味。設計的藍圖似乎假設特首可以單人匹馬，主持大局。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只建基於一種對非政治化的迷信。

民主黨對參院無控制權，並無足夠力量把特朗普拉下馬來。特朗普一旦受辱，以他的性格，只可能是諉過於人，用廣東話的說法是發爛渣，用普通話是撒潑，美國總統手中擁有巨大權力，一旦撒潑，後果嚴重。

英國早已接受美國比他強，但英國卻不大接受歐洲比英國強。

近十多年來世界的距離愈來愈小，各國領袖並無有效方案去應付國內因全球一體化引起的民粹極端主張，捉襟見肘面對窘境頭痛不已，對如何取得民粹與普世價值之間的合理平衡，又要保住執政權，費煞思量。

假若特朗普及其極端右翼政府真的代表了歐美政治的極右思潮和勢力復甦和復辟，中國及國際社會便不能視之等閒，也不可能將之看作為一國之內因其特殊政情產生出來的偶然變化。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盛行的今天，中國的精英已經放棄了改革開放以來來之不易一點點進步共識，已經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進步和倒退的區別、精英與責任之間的關聯。在任何社會，當精英墮落了，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

民主選舉制度說起來雖然理想，但推行起來卻不是處處行得通，還要視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的教育程度，文化傳統，以及宗教背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