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感慨,在目前的政治環境裏,這要看建制派的表現。雖然政府沒有完整的一套未來計劃,但各級議員大可每個月追問政府,究竟有何進展?下一個季度又有何表現指標?只要他們真的肯去推動,政府也很難懶惰下來。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團結社會力量,共同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是「愛國者治港」的一項光榮成績。《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三讀通過,香港建好了安全「屏障」,鞏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
當年區議會的定位,是港英政府逐步推行代議政制的試驗場和起步點。經「完善選舉制度」後,區議會全面「去政治化」,還原了本來「地方行政」的角色,從此區議會不再是踏入政壇的起步點。
哈馬斯的全名是「伊斯蘭抵抗運動」。H.A.M.A.S.是這個名字的阿拉伯文字頭縮寫。這個組織由艾哈邁德於1987年成立,目的在把巴勒斯坦人民組織起來,收回被以色列佔領的土地,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
創建香港必定不能建基於對失敗的憤恨、仇視,而是建基於勇氣、韌性,以激發人們找到生命的溫暖。捍衛真理與善,讓市民看見香港值得存在、值得捍衛、值得為此而付出、值得香港人願意重新投入這個共同體。
劉兆佳教授認為,縱觀海內外,每個政府都應該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機構,來協助政府從宏觀、長遠的戰略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當今香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家發展態勢瞬息萬變,香港內部亦面臨許多挑戰。
李家超的施政想要得到什麼「結果」?是建屋數量?取地多少公頃?發展什麼新產業?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就說「以結果為目標」,如此說法太過空洞,「選民」無從得知他到底作了些什麼承諾!
升斗市民最怕「唔知點做」──「唔知你做緊乜嘢」之餘,他們更不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呂大樂教授近日以此於《明報》撰文,呼籲在上位者反璞歸真,認真聽聽升斗市民的聲音。
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政務官那套傳統的管治方式──自以為是的原則和立場、官僚的議事態度、不顧民意的決策過程、不肯認錯的官場文化,就算不至於成為香港今天困局的罪魁禍首,也明顯失去帶領港人重建香港的能量。
12月24—26日聖誕節期間,香港成為「白煙城市」,催淚彈造就了「煙霧聖誕」。行政長官16日述職,觸及香港「非常時期」和「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她至今仍未公開交代緩解官民糾結、平息亂局有效舉措。
政權機關算盡,卻沒有料到警隊做得太過分,不排除令到部分中立票倒流,更重要的是刺激投票率急升至超過七成,政權由勝選在望逆轉為慘敗收場。
林行止對泛民建言,不要以為「民意在我」便可落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政綱」,並認為新任區議員在推動區議會的工作時,要有新思維才能踏實推動香港有效管治!
情感兩極化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現象,但不應該因為社會上有情感上的兩極化,就忽視了意見分布上的一面倒,然後在沒有特別理據下,把大多數人的意見和非常少數人的意見同等看待。
修例爭議爆發成為巨大政治風暴,除了由於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多市民心中積聚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反映在參與遊行的人數,也反映在社會對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態度。
逃犯修訂觸礁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解說不足(雖然這是事實),而是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說不,而他們也不相信內地的司法制度能夠給予被移交的港人一個公平及有人權保障的審訊。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馮檢基:「我作為一個政治人,要參考之餘,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對香港有願景,有目標。當民意與理想或願境出現矛盾的時候,就要有一些考慮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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