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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你為香港民主自由法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無私之心──這種道德感召是當權者沒有的，而你的良知會喚醒更多人加入這漫長抗爭。不鬥爛、不鬥賤。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

媒體的報道，只是搖旗吶喊，西方國家領袖的褒獎，才是把昂山素姬捧上天的真正推手。

在一國與兩制間如何找到、把握二者的平衡點，需要的不只是對政治現實的理解，也需要一點歷史智慧與理論的勇氣與想像力。

「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認為任何與民主沾上關係的東西和事情都值得支持甚至犧牲。他們的實際利益可能受損，卻永遠覺得自己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

在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此刻必須認清：少寄望於政府，多寄望於自己。自己應當負起責任，努力兌現社會需要的「文明清單」，才能打造「文明台灣」的八項目標。

在區議會選舉這樣強大的民意之下，政府可能會稍為軟化。可是，像我這類長期「被政治現實的灰塵污染」的人，卻經常從歷史教訓中思考問題。

1987年台灣解嚴，中國國運轉變。台灣人大批返大陸，但多少人聽從錢穆之言，同學們宜細讀開卷有益，是為記此次發言的感懷。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我相信一切靠自己：盡一己之力、用一己之強、少一己之私、無一己之怨。自己有本領、品德，就擁有了尊嚴。

在這場衝突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成見和仇恨放下，用寬容之心去尋找解決之道。如果沒有寬容心，卻糾纏於每一個細節，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憤怒的原因，都能找到仇恨的理由。

中國過去在香港的管治方式，不單沒提升年輕一代的信心，反令他們愈加悲觀。年輕人激進主義的根源複雜，若對此現象進行表面模糊的解讀，是不能理解導致年輕人激進的原因。

中國立國70周年的國慶將至，教協是不是有責任鼓勵同學鼓勵老師尊重這個日子？同學或老師對中國的一些不滿，是不是應暫時擱下，不要做一些不尊重國家的行為？

開放空間的設立，最重要的，是參與感到會議不是只有沉悶及單向的講座，不用只是吸收大量資訊，還有文化交流，分享心得，加強互動，增加年輕人的投入感。

周保松認為，香港過去有很多自由，但我們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政治自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在所有自由中最根本的。政治自由在眾多自由中排得較高的位置。如果香港沒有民主，所有享用的自由都是脆弱的。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政府一定要果斷維護法紀，向暴徒發出最嚴厲的警告，所有犯罪者均會繩之於法。

林鄭月娥經常用「學業、就業、置業」概括青年問題，張炳良同意青年在這三範疇有憂慮：青年難入學，就業工資不高，置業難，但他認為香港的青年問題不是單純的三業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

如果不設大台是運動背後的策劃者的刻意安排，那就更有點不負責任。

全球都出現強人崛起、民主崩解的危機，用表面合法的手段、甚至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一點一滴侵蝕民主的根基。台灣也步上後塵了？

社會抗議並不能促成政府行為的變化，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政府行為不能因為社會抗議得到改善，這個局面又為新的社會抗議。提供了機會。這樣，循環往復，造成了「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情況。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趙永佳教授認為，「現在高度撕裂的社會氛圍底下，只能開導，不能硬銷。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

香港的所謂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便變成走到對立面，變成與民主自由公義敵對，由政治幼稚執拗孕育出極端主義。

香港人是時候應該醒醒和振作起來了！別再去追求只會為香港制造混亂局面的所謂「民主」政治，而應腳踏實地好好去想一想，香港的未來出路到底應朝哪一個方向發展？

公務員事務局警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參與集會的公務員不要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並提醒公務員，他們為在任特首和政府服務時必須完全忠誠，並且不能以公職身份參與政治活動。這個警告的問題出在哪裏呢？

徐志摩感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都遠離他愛與和平的信仰極遠。徐志摩開始意識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並沒有為社會不公可以改變多少。

選擇在香港與中共對着幹，只能對中共帶來麻煩，卻沒法為香港帶來實利，甚至有機會破壞香港原先還有機會保得住的「生態環境」。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香港（甚或至）其他地方一直都沒有以科學方法計算遊行人數的傳統，對於遊行人數大家都是「印象派」，你有你噏，我有我吹。

「在大多數政府中，最聰明者似乎往往傾向任職經濟部門管錢，我不曾聽過關於她的壞話。」彭定康這樣評價當時的林鄭月娥。

新自由主義從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開始，最終演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很顯然，新自由主義者只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不反對強政府，甚至政治強人統治。

有理論認為，有效管治可以給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賦予認受性。不過，要讓有效管治轉化為人民對政府的認受，必須具備若干條件。香港欠缺這些條件。

今年六四，遇上政府修改《逃犯條例》，打開分隔兩地司法的大門。兩件事加起來，對不少港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30年來，從硬件上而言，中國的國防及財經實力，今天已躍上國際舞台，儼然僅次於美國而成大國老二；然而軟體上而言，其氣節綱紀、則全面敗壞！

六四30周年一周前，支聯會舉行愛國民主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民主訴求，平反六四。今年遊行在風雨中度過，但堅持追求民主的心。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五四運動對於古老的中國而言，具有非比尋常的啟蒙意義。與五四運動相表裏的新文化運動，把近代西方文明總括為「民主」與「科學」，其中包括國家的主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工業、科學、礦冶、水利等。

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管治下，它只准別人用它容許的方法去愛中國。這就大大地違背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了。

不丹的民主不是經過革命爭取到的，是國王「御賜」的。2008年通過了不丹憲法，國家政體從絕對君主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同年舉行了第一次大選。「我們的民主來得太容易，人民不覺得很可貴」，反對黨領袖卑馬說。

李永達自言對入獄並沒有什麼恐懼，認為這只不過是突顯特區政府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他作為其中一分子是可以抵得住這種壓力。監獄可以囚禁他的身軀，但不可以囚禁他爭取民主的決心。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單一的原因不可能讓整個社會失望，儘管「住房負擔不起」、「社會不公」和「缺乏全面民主」加起來，可以令人極不快樂。然而我相信，香港人不快樂的根本原因，是身份認同危機導致的希望幻滅。

批評香港教育這樣哪樣不好的人，到了學校放軟手腳不逼迫學生時，他們又會擔心子女日後的競爭力了。而且，家長自己的子女總都是優秀的。如果事實證明真是這樣，他們或許又會覺得芬蘭教育太不進取了。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面對兩岸情勢的惡化，民主政治中唯一可以敲醒迷惑權力的政客，就是選票，尤其年輕人的選票。年輕人已逐漸擺脫統獨、族群、悲情的操作，不再受意識型態拘束。

在西方，民主亦似乎已誤入歧途。政治上的平權，令西方的白人在社會上失去了很多既有的優勢，導致右傾民粹主義有機會抬頭。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