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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兩會，不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利用來爭取選票的場合，而是和全國人民溝通的制度化的機會，做到集思廣益，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真正發揮一個成熟的民主代議政治體制應有的作用。

巨浪滔天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標示着執政者要不斷地解讀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比起鄧小平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的新時代思想「新」在哪裏？

自1980年代以來，無數內地官員、企業和各界人士紛紛來港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及學習西方現代文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通向海洋、與國際接軌的出口，亦即中國大陸文明與海洋世界文明的交匯點，這種作用還適用這時代？

除非用軍事獨裁統治，反戰和談和重建烏克蘭國家的政治趨向是無可抑制的。這或許是歐洲或歐盟與以至烏克蘭的最佳結局。不戰不和讓時間把矛盾對立逐步改變。

近年，拉丁美洲成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重要和刺激的外交角力場，這些國家包括目前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巴拉圭。

心魔出現既有外來壓力因素，也有自我「養魔為患」的因素。

今天，由於非愛國反對派的最終衰敗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事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對非愛國反對派的由盛而衰的必然過程作一個「蓋棺論述」。

美國每一次選舉都要花費天文數字，但選來選去都在在顯示美國擁有太多利益集團、價值觀太兩極化，所以從來都無法就一個政策達成共識。

近3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太多風波，動盪不安仿佛已成了常態。但港人對和平，共融社會的追求和希冀一如從前。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為我們帶來他對改善民生問題的見解。

我們過於習慣把這套所謂「民主」制度，視為完美可行的運作模式，忽略了還有別的可能，甚至偏頗地，認為別的制度都有不足。

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雅典民主論壇」上發表對民主的觀點時，毫無保留地說到「1950年以來最殘暴的國家就是美國」。作為中國人，與其感到心涼，不如更全面地聽聽他的說法。

「愛國者治港」下的行政立法關係仍然處於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初期階段，但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和相互制衡肯定會讓香港更有能力應對日後的各種嚴峻挑戰，尤其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多變和險惡。

我認為民主制度適合於股票市場，老友的分析可能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投票權，現在希望股市上升的人並沒有買股票，或者買得不多，他們只是持有股票，代表他們放棄投票權。

什麼叫民主？什麼叫選民？什麼叫為人民服務？西方諺語頌讚西方民主選舉「儘管錯都錯得心甘情願」。從教育角度看，為何明明錯都要心甘情願？

李怡是一個有良知的傳媒人，講真話的自由，便是他的最後底線，遷居台灣雖無可奈何，但亦別無選擇，最起碼他能在一個有真正民主、自由的華人地方安息。

愛國是用口，投票卻是用腳。北京治港的盤算可能是硬件全盤接收，人口繼續染紅。但香港如果變了上海第二，對建設祖國的大業並無好處。

習總教訓／警告拜總勿玩火自焚，似乎這只是新華社在習拜通話後的馬後砲，主要是講給國內人聽，但指責別人的手，有3隻手指是指向自己的。軍演應該是做給大陸人看，安慰小粉紅和網上憤青外，更重要的是安撫國內鷹派。

社會最需要什麼樣的愛國者，不是虛假的愛國者；企業最需要什麼樣的員工？ 不是阿諛奉承之輩，忠言通常逆耳，所以企業領導者固然需要有視野、有魄力，但也需要辨別誰才是企業真正的良才，絕非拍馬屁之流。

獨立後的近百年美國都是一個農業國家，為何會變成今日的全球霸主？擁有最強的武裝力量和左右全球商經規則話語權？

習近平的講話對於香港是高度正面的，香港應繼續認識到改善和提升治理水平、解決民生問題、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釋放創造力和維持經濟動力，以增強香港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香港人對民主的企求，也許受到鄧小平的過分樂觀影響，他期望2047年大陸的民主進度，會與香港的接近。而港人對民主的錯判，主要是對大陸、共產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委實不夠透徹。

如果官方繼續只重經濟而忽略市民的政治權利訴求，實在難以解決存在已久並積累愈厚的深層次矛盾。沉悶的炸彈仍然存在，如何實現官方冀望的「一致對外」呢？

筆者對民主議會制度思索很久，也有一些看法，可以給大家分享。但想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因為在社會科學上，經濟學是實證科學。也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供大家思考。

移民移居潮未退，預測暑假過後或直逼1萬，大量學生則隨家長離港。長遠而言，要留住學生、吸引學生，從而有計劃好好培育學生，增加國際競爭的人才，還是須建立香港教育的品牌並加以推廣。

選舉民主的關鍵缺失在於政客，過度慣於尋找各種失敗的理由，但這是沒有意義的。所有事情的發展關鍵，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個人前途，是基於事實的發展情況。

李小龍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香港文化的一塊重要磚石，康文署便有責任，用李氏的長短得失去教育大眾，絕不應將文化博物館變成影迷俱樂部。

有人說，不用急，先有科學，後有民主；或者有了科學，必有民主。我由小學開始，已不知聽了多少遍這類的話，耳朵也起繭了。如今兩鬢皆霜，民主美人仍是芳蹤杳然，千呼萬喚不出來，難見廬山真面目。

俄羅斯的民主實驗失敗，因為國土面積大、資源豐富、人民有3億之多，比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既是國力經濟優勢，也是沉重的包袱。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打着「民主」的幌子到台灣，一仍舊貫，不是推銷民主的良方，而是投放分裂的毒藥，服務「以台制華」戰略圖謀，製造敵對和仇恨，挑動兩岸對抗。

港人期望問責官員和政黨既要互相支持，也要互相制衡，不可以為了達成政治默契而建立起人身依附關係。這現象積重難返，最突出就表現在土地、權力和資本互相掩護的三角關係，長期如此，成為深層次矛盾，糾纏不清難解。

愛國愛港是擔任特首的必要條件，但並不足夠。不管誰人當特首，他／她有一項「軟技能」必須無與倫比、卓爾不凡，那就是建立信任的能力。

大學本應有校園自由、獨立思考空間，以孕育社會良知、培訓創新人才。胡適先後協助蔡元培、蔣夢麟，構築北京大學的校園自由，還開啟女性平等入學之門。

在大破大立的過程中，中央的魄力，視野和格局，正以無比恢宏的氣勢展現在港人面前，殆無疑問。在一國主導之下，香港民主發展的道路一定越走越寬，亦殆無疑問。

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回顧過去兩屆特首選舉，事前不是傳出誰是「真命天子」的消息嗎？但結果「真命天子」還是另有別人，因為最後的決定權是北京。許冠傑的「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確實非常貼切和應景。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眾所周知，低投票率一向對依賴「鐵票」的民建聯等建制政黨有利，他們主動催谷投票率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蔡子強、馬嶽及陳雋文《特區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一書，總結香港的「部分民主」選舉制度，分析香港的選舉制度在回歸20多年來的實踐經驗、選民的投票行為及相關課題，以及其政治影響等。

全球化迅速連結世界，其實是各國開放和自信、平等與尊重的產物。我們如何開放國界，敞開心扉，學習新的東西，尊重不同的文明，平等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在這樣一個衝突的時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陳弘毅教授認為，香港的法治教育相對中國內地及西方國家，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導致學生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認知不足；張炳良則認為，法治教育的不足源於我們的法律制度長期被神話化。

世界是人類命運的共同體，人類應該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協商合作、爭取互利共贏。西方國家長期都沒有在國際問題上講民主，反映他們對民主根本缺乏真誠。

中國要抗衡美國的國際統戰、爭取西方國家支持，應該以香港為基地；以此考慮，香港不應再處處封殺西方媒體記者，這是平白浪費了香港的優勢，也削弱了中國爭取國際支持的機會。

美方企圖借「民主」之名避開國際法制約、為「台獨分子」張目，只會讓世界看清：所謂「民主」不過是美國興風作浪、打壓異己、大搞集團政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