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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都借助市場和全球化，唯改革過程中也嘗了不少苦頭，不時有「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感嘆。這問題的來源，其實正是對人性的不了解。

美國開國元勳對無限制的少數服從多數式民主心存芥蒂。畢竟，在美國立國後不久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歐美不少有識之士對法國的所謂民主為之側目。

美國靠着強大的軍火供應能力，到處硬鎖美式選舉，遇上不服從的，便批評人家的政制（服從的便沒問題），提供軍火在別人的國土任由濫殺無辜。

良治靠的是為人民做實事。光是憑金主支持選舉勝出的國家領袖，如置民生於不顧、窮兵黷武、講一套做一套，不過是虛有其表的霸權而已，稱不上民主。

民主解為「民作主」，那是西風東漸影響的結果，此一概念源於英文democracy一詞，此詞由demo（人民）和cracy（治理）組成。

反對廉價勞力產品進口的保護主義已經抬頭，且會變本加增。但這種保護主義早晚守不住。困難又是時日的判斷。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40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

最近岸田引發黑金醜聞，是在頂層的金錢分配出了亂子，沒有按既定程序進行額外的磋商，派系之間鬧矛盾（主要是安倍派不服）。是否因為岸田和美國走得太近，有新的巨大利益出現但沒有事先擺平？筆者尚未清楚知道。

奧運會的精神是「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並不包括「打倒敵國」，但傳媒也好，觀眾也好，焦點都放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上，而大家亦安之如飴。

美國總統大選，日前劍拔弩張的電視辯論與敵對情況，忽然間改轅易轍，不再是無厘頭的「兩傻對壘」，而是以國家為重的共識。不過，作為國家領導人所必須堅守的公平、正義與為人民謀福祉的原則，卻仍然付諸闕如。

回歸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諸多未能盡善人意的地方，這不僅是政府個別部門或官員的責任，更是所有持份者，包括廣大群眾的責任。

根據2005年3月通過的大陸《反分裂國家法》，有兩項重要條款可以為大陸干預台灣政治動盪和混亂提供理由，台立法院內外持續不斷的內部政治鬥爭在未來幾年若惡化，最終可能令大陸使用《反分裂國家法》。

民進黨經過多年民主選舉的洗禮，已經明白到統獨議題不能果腹；為了永續執政，賴清德的演說，明顯針對新生代的所得所享，並把他們的眼光帶離中國語境，走向世界。

西方各界對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的偏頗敘事對香港不會有實質影響，反而讓更多香港居民對西方的偽善和雙標有更確切和深刻的認識，更意識到國際局勢的兇險和更警惕西方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儘管近期美國大學校園反以色列示威很激烈，但那只是表象，當下在美國所有的年齡層中，支持以色列的都已經超過了半數。但猶太人的力量再大，也達不到控制美國的地步，否則很難理解大學生的校園抗議。

中國最近對多極世界的追求可以被解讀為中國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努力的標誌，旨在創造一個沒有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公平世界，而是一個以和平、安全、秩序、繁榮和多邊主義為特徵的世界。

縱觀過去近200年的海外華人移民歷史，便可結論出無論海峽兩岸的政情，將來有怎麼樣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外華人和他們的後代，大規模回流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部分人對競投私人飛機、限量名車這些奢侈品沒很大興趣，也對於馬斯克投入的航天科技沒有很大興趣。在市場制度下，大家將財富分配到自己主觀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各得其所，不是挺合理的安排嗎？

化敵為友是領導人最重要責任。當有一天「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習近平會晤（可在金門與廈門），會產生什麼後果？不論什麼結果，都不會比兩邊發生戰爭更可怕。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俄烏戰爭又於歐洲上演。儘管人們為和平奮鬥不已，但殘酷的現實是否證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只不過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作者引用基辛格的名言：「成為美國的敵人可能很危險，但成為美國的朋友卻是致命的。」質疑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對美國人亦步亦趨，到底有利了誰？哪個美國盟友有好結果呢？

民主黨主使的科羅拉多州選票除名事件，會否發生蝴蝶效應，最終波及到那10%選民的反映？倘若他們選擇了特朗普，那麼屆時特朗普會把監獄搬到白宮，還是把白宮搬到監獄？

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基本法》寫明只到2047年為止，到時便要改為一國一制的共產主義，這個改變很難一蹴即就，必須有一個過渡時期的，現只剩下24年的時間，就算過渡已經開始或正在積極部署中亦無可厚非。

不東不西，亦東亦西，這是香港可以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竅妙之處，關係香港市民民生大小事務的區議會，選舉氣氛熱度正在升溫，12月10日正式投票日，香港是我家，投票支持她或他。

香港要成為港人留戀的地方，港人必須認識自己同是香港居民和中國公民的身份。這兩個身份是一致的，並非二選其一。唯有這樣，香港才能有本身的優勢，才能掌握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機遇，展翅騰飛。

如果說，過去20年來泰國政壇的對抗，主要是他信所代表的勢力和傳統勢力的對抗。而這次他信回國，與其說是他信勢力的回潮，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傳統勢力和他信勢力的和解。

若王道大國經濟科技及軍事俱無實力，小國出於恐懼，也只能屈從霸主的指揮。所以中國即使在推行王道，也絕不可能輕忽實力的建設，否則自己也會頹然倒下。

區議會改革的建議，應該去詰問的，不是倒退與否的問題，而是要問為何要有新管治模式。

委任制度絕非什麼洪水猛獸，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人事任命方法，別胡扯到民主之談。綜觀全世界，包括歐美社會的公營機構/諮詢組織，其組成辦法，大多數以委任制為主。

我深信，說好中國故事首先必須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正是人們錯誤的認知鼓動了反國教和反逃犯條例的人群走上街頭甚至訴諸暴力。

筆者認為，夏寶龍主任「以民為主」的躬行實踐，帶出一個重要議題：特區政府現在是時候對民主的定義有正確的詮釋，重奪話語權，澄清回歸以來市民被反對勢力長期誤導的所謂「民粹民主」為什麼不可取。

中國綜合影響力日趨廣泛，全世界十分關注兩會的召開、經過、結論，以及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與人事布局。但甚麼叫兩會精神？價值又在哪裹？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過境」美國，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等人高調會晤，中方指美方縱容台獨分子在美從事政治活動，中方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台海兩岸與中美之間正進行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那就是外交戰。台灣的前總統馬英九前往大陸祭祖及和平之旅，現任總統蔡英文則過境美國，一向西，一向東；局外人看是相映成趣，局內人則百般滋味。

一年一度的兩會，不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利用來爭取選票的場合，而是和全國人民溝通的制度化的機會，做到集思廣益，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真正發揮一個成熟的民主代議政治體制應有的作用。

巨浪滔天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標示着執政者要不斷地解讀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比起鄧小平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的新時代思想「新」在哪裏？

自1980年代以來，無數內地官員、企業和各界人士紛紛來港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及學習西方現代文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通向海洋、與國際接軌的出口，亦即中國大陸文明與海洋世界文明的交匯點，這種作用還適用這時代？

除非用軍事獨裁統治，反戰和談和重建烏克蘭國家的政治趨向是無可抑制的。這或許是歐洲或歐盟與以至烏克蘭的最佳結局。不戰不和讓時間把矛盾對立逐步改變。

近年，拉丁美洲成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重要和刺激的外交角力場，這些國家包括目前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巴拉圭。

心魔出現既有外來壓力因素，也有自我「養魔為患」的因素。

今天，由於非愛國反對派的最終衰敗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事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對非愛國反對派的由盛而衰的必然過程作一個「蓋棺論述」。

美國每一次選舉都要花費天文數字，但選來選去都在在顯示美國擁有太多利益集團、價值觀太兩極化，所以從來都無法就一個政策達成共識。

近3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太多風波，動盪不安仿佛已成了常態。但港人對和平，共融社會的追求和希冀一如從前。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為我們帶來他對改善民生問題的見解。

我們過於習慣把這套所謂「民主」制度，視為完美可行的運作模式，忽略了還有別的可能，甚至偏頗地，認為別的制度都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