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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史，無以言。教育下一代，一定要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蹟的學習和認識開始。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界的改革，一定要從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大學入學試（HKDSE）必修必考的科目開始。

香港曾經是華人文化的出口地，今天的政治環境，創作人往往投鼠忌器甚至杯弓蛇影，如何承傳，確考功夫。

基於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傳記偏於隱惡揚善，容易過於溢美和不實，成爲自我宣傳和辯解的工具。而西方的傳記，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比我們坦誠得多，也願意面對自身的缺點。透過對中西傳記的理解，有助了解自我。

正如習大大所言：「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搞你輸我贏，也不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中國人只求大家平視對方，得金牌固然興奮，但看到中國的少年強更感人。

這次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令港人蒙羞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香港教育確實存在結構性的問題，教育改革刻不容緩。早改革，港人早受益，晚改革，禍將不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人的成長步驟、過程早已有系統規劃。可惜現代教育存在太多民族自卑感，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卻丟棄在一邊，迷信西方的育兒良方。

不同人在同一時代中可以有很不同的選擇，李鴻章、梁啟超生於同一時代，但他們對於在這一代中應該做什麼事卻有很不同的選擇。我們現在又處於什麼年代呢？我們這一代人又要做什麼事呢？

香港的大學生，急宜猛醒。今後10年，全球戰雲密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需要知所自處，知所抉擇。

自古以來，英雄豪傑，晚節不保的很多，呂思勉認為，「這種人感情的作用極強，而理性的發達較欠」，兩者不平衡。

筆者建議大家從頭細讀〈三度試題〉，然後再以之比較梁林和徐等眾人的逸聞舊事，這樣大家自會感應得到金庸編排這幕的心思。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近年不少教師及家長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態度重於學科成績，和諧勝於競爭，這是合適的。

沒有書籍，便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便沒有了民族生命，也沒有今天的我們。書籍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續。

金庸才思靈巧，他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布下謎題，又刻意在小說之內和言行之間留下線索，以待讀者追尋破解之法，並讓讀者在尋找答案期間，得悉他心中各路英雄豪傑的真實事蹟。

曾有意見認為武俠小說是中華文化的教科書，近年已有大學開辦研究武俠小說的課程。大家伴隨筆者深入地解讀和比較梁查兩人的論著之後，究竟會發現當中特別是金庸小說中有幾多需要我們深思、領悟的教誨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工作、學業或生活上遇到壓力，總覺得事情繁瑣複雜，往往力不從心。有否想過，閱讀是減壓的良方。

讀者可曾想過，金庸為何以《易經》象辭為「降龍十八掌」各路招式定名呢？

時下年青人常説：「歷史乏味，提不起興趣來學！」另一方面，很多老師慨歎：「社會複雜，資訊發達，對一些歷史事件無法理清，自己也迷惘，教起來倍感吃力！」，是為史海迷惘和學習中史的低潮現象。

徐霞客憑藉個人內心的熱誠，志切於遊歷的動力，終其一生，奉獻於漢地山川河岳、洞窟奇岩，兼且遺下數十萬字翔實的勘察紀錄，功垂史冊。

這篇「黃蓉智鬥書生」是解釋金庸使出猶如黃蓉烹調「玉笛誰家聽落梅」和「好逑湯」的手法，混和創寫這段精彩絕倫的智慧比拼，請讀者細意品嚐金庸為大家呈上的文學美饌。

紙媒的影響力和經濟價值，今天已經江河日下。華人報紙由盛轉衰僅是一世紀的事，互聯網今天的普及性毋庸置疑，但我估計它的顛覆性亦會很快由燦爛歸於平淡。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生命本應是多向度，人生亦應有無數的可能。但現代社會錯誤理解專業，每人以為只需專精於本身的行業，就是人生的一切。

《成事》不是小說，不是管理專書，甚至不是心靈雞湯，是作者馮唐以多年的管理經驗，對曾國藩「嘉言」摘錄作一解讀。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筆者相信天道是在的，回顧千年，宋神宗和王安石以熱心和勇氣，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令人敬佩，而當時的所謂君子們，欠缺了進取精神，不能與時俱進。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25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發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

程美寶認為，歷史教育應有更寬廣的意義，並作為一種思考工具。即是梁任公對「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批判。

任公啟導於前，金庸遵從於後，以「調轉」為啞謎，用任公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的生活事蹟寫成不朽名著《射鵰英雄傳》。《射鵰》既是一本武俠小說，更是一本「一箭雙鵰」地寫出兩個國情相似的時代的歷史小說。

好好說話，是人間善意的守望。當眾人的善意匯成一股強大且溫柔的暖流，世界變得如此美好。

改革精神不滅，中華民族是永續發展，歷史的敍述，不能以勝敗論英雄。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查良鏞少年時已在外交上努力學習而且攻讀相關學校學科，亦曾在內戰後的外交部任職過一段短時間，他是否欲效法梁任公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革命派初期只注重武裝起義，忽略文字方面的宣傳，19、20世紀之交始於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隨後借助留日學生報刊之力，發表激烈的言論，逐漸使反滿革命成為時代思潮。

緣份亦是當年被稱為民國才女的林徽因做過大公報副刊編輯，或因而使查良鏞走上同一生涯路途。

金庸將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事蹟寫成是為國為民的大俠郭靖和黃蓉，梁啟超父子及媳婦在查良鏞心中的地位定必非同尋常。

今次筆者解讀《射鵰》謎團後發現原來小說包含了兩個動人心弦的英雄故事。看到梁林面對苦難時，筆者知道是真實歷史而感同身受，又會為郭黃排除萬難，每次都有驚無險，大步過關而歡呼喝采。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田家炳是一位仁者儒商，發揮了中國傳統優良的美德。雖然他年少時沒有機會學習儒家的「四書五經」，但也以明末清初朱柏盧所寫的啟蒙讀本《朱子治家格言》作為做人做事的準則。

金庸寫兩個少年人被糾纏在上一代的仇怨，郭靖自小以報仇為已任而苦練武功，又要應18年之約找楊康比武再共報父仇，郭靖和楊康根本沒有質疑的自由。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柯大哥最初反對郭黃相愛，更用「小妖女」來稱呼黃蓉；現實中，思成母親和姊姊亦對徽因嫁入梁家曾有異議。

怎麼查先生會去到前兩個甲子的戊戌年去營救梁啟超，又將其後會發生的歷史事情向任公述說？查先生在一個甲子之前的戊戌又有什麼感悟啟發他去寫一部史詩小說《射鵰英雄傳》？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