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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強調，傳媒在社會的影響力很大，恪守行業專業特別重要。這些專業代表以事實為依歸，不偏不倚，尤其是幫助市民明辨真偽。

今天，董先生說起查先生仍然滿懷敬意。他說：「我至今還忘不了在金庸身邊做事十多年的經歷，奇人奇思，世間罕見，我受用不盡。他畢竟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奇葩，空前絕後。」

本次紀念活動以「俠之大者」為主題，源自金庸作品《神鵰俠侶》中的郭靖對楊過的一番寄語，當中提及：「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是金庸先生筆下英雄豪傑的真實寫照，亦是觸動讀者內心的情感共鳴。

夏夢，昔日長城電影公司最紅的公主，查良鏞讚美她比西施還要漂亮。1967年夏夢忽然拋下香港事業移民加拿大，查良鏞特別在《明報》發表社評祝福夏夢。查先生當年所寫的，今天重溫，仍然有新鮮感。

五十年代張國燾在香港組織了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後來各人因為金錢利益、政見等問題拆夥；而龔楚雖被標籤為「紅軍第一叛將」，但中共元老對他還保留一些情面，晚年他獲北京批准返回廣東韶關家鄉度過餘生。

讀者可曾想過，金庸為何以《易經》象辭為「降龍十八掌」各路招式定名呢？

查良鏞先生（金庸）曾以甚具女性韻味的筆名「姚馥蘭」在《新晚報》寫影評專欄「馥蘭影話」。1952年8月21日的最後一篇題為《姚馥蘭小姐的信》。8月22日又轉換性別以筆名「林子暢」接上。

任公啟導於前，金庸遵從於後，以「調轉」為啞謎，用任公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的生活事蹟寫成不朽名著《射鵰英雄傳》。《射鵰》既是一本武俠小說，更是一本「一箭雙鵰」地寫出兩個國情相似的時代的歷史小說。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時勢造英雄，很多名人的成就，今天已無可能複製。查良鏞先生能夠跨越不同領域但都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人物，現在還可以有這種人嗎？

驚聞金庸先生仙逝，悲傷之餘，不禁遙想起20年前與先生接觸的往事。

有人說，金庸吝嗇，但對於教育，他一直默默付出。他還告誡同學們要安心做學問，不要有為了掙錢、為了發財而做學問的念頭。

回歸以來歷次政改嘗試有成功也有失敗，其中的經驗證明，互諒互讓才可以促進政制向前發展，激烈抗爭只會令政改停滯不前。

查良鏞少年時已在外交上努力學習而且攻讀相關學校學科，亦曾在內戰後的外交部任職過一段短時間，他是否欲效法梁任公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信報》開辦一年左右，那是最艱難的時期，籌備階段訂購的印刷機器運到港要付錢，香植球先生在大跌市中賣股票幫我們。」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

聽長輩說，坡叔寫的圖片說明是報行一絕，平平凡凡一張照片，到了坡叔手裏大筆一揮，別有一番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