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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稍後公布灣區規劃時，可採用較簡單易明的方案和措詞，不合時宜的敢於刪減，讓公眾更容易理解，爭取各方參與和支持，提高成功比率。

大道理其實並不複雜。房屋問題與置業問題要分開處理，是老生常談。

特區政府坐擁豐厚財政儲備，採用減稅來幫助市民和企業絕對是好事，但問題是怎樣令政府的措施達到預期效果。

葉劉淑儀認為未來應刻意推產業政策，只是香港可能遲了數十年。

校園港獨是一個警號，特首林鄭月娥指斥其為有組織行動，是實事求是，認清現實，而不像曾蔭權等另存歹心。

陳智思拿着一份諮詢報告游說不同部門，當時一個部門主管的回應，教這位見多識廣的公職王永世難忘。

按生辰八字推算，特朗普2018年諸事不吉，究竟美國明年的運程又會變成怎樣呢？

我自己的概念是，香港若要發展科技，最直接有三張「牌」可以打：引進來、長出來、合起來。

創新創業是有風險的，年青人創業也要有失敗的心理準備。

香港每所大學賴以生存及發展的學術自由，並沒有「正論」或「歪論」之分。

曾有行政會議成員可以提早參與政策過程，陳智思認為理念或許是好的，但實質操作會有困難。

從來AO喜歡「安全地帶」，所以很難擁有破格思維。非常明顯。

土地問題對香港雖然重要，但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套長遠土地供應規劃。

細心去思考，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希望明天會更好，朝着好的方向進發。但什麼叫「好」和「善」？

財政政策是一門高深學問，以林鄭和任志剛的料子，根本難以明白箇中奧妙。

香港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如果仔細一看，香港的管治人才似乎都是分崩離析的。

香港自回歸以來，管治上的爭拗多基於政治取向，政府投入研究本土政策的資源偏低。

令港人迷茫的，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十分清楚，解決的方法卻沒人知曉。

應依照管治新風格說的廣開言路，然後與民共議，找出解決辦法，而不是以務實為萬能藉口，叫港人毋須擔心。

我會抱着「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的精神，仔細閱讀，認真反省，查找自己的錯誤與不足。

任志剛提議公共財政收支平衡應該以經濟周期計算，但這做法是不可能採用的。

當政府需要她推銷一些敏感的教育政策，例如國教，蔡若蓮的公信力肯定會被質疑。

不改革，不革掉冗長的行政程序和「卸膊」（推卸責任）的官僚作風，恐怕真的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在政府37年的公共服務，我是一個非常親力親為和一絲不苟的官員；但作為特首，或許我需要看得更闊、更遠。

由選民送他們入議會卻被法院把議員踢走，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正常的政治生態！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實質GDP增長了34.5倍，帶動了全球增長，香港的經濟也早已主要由內地帶動。

反對勢力之要狠打蔡若蓮，並非與她有什麼個人恩怨，而是要打國民教育，打特區的政策制訂權。

林鄭月娥：「回顧大學生活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當然是清華大學之旅。」

改組後的中策組既開放、又集權；既可汲取民間智慧，又可增強政策的認受性和執行力。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與國家同行，與時代同行，不要辜負好時光。

教師工會要廢除合約制，實際上會導致大學新畢業青年難以入行，教師工作量大增，校長難以自主酌情運用人手。

回歸以來，每任特區政府都表示要注重民生、搞好建設，然而最後都敗在「政治任務」之下。

團結和發展，互為依存，密不可分。

為何絕大多數港人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享受不到「國家好，香港更好」的好處？

國民身份沒有爭議性，亦不應該有爭議，就如德育和公民意識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

香港人談起教育，不少人均會搖頭嘆息。何漢權卻偏說要提振持份者士氣，重燃大眾對教育界的希望。

「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剛開始時我的分數是整個問責班子中最低，只有30幾分，但離開時有64分。」

林鄭月娥表示既然她這個舊人可以得到市民信任，有長期服務市民經驗的司、局長也可以做得到。

從林鄭月娥的經歷，可以看到香港的時代變遷，也可以看到教育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跡。

各方都應高抬貴手，讓林鄭月娥和問責班子有時間和機會去改善施政，穩定社會局面。

筆者只希望林鄭不要過份勇猛，凡事應以香港穩定為首要任務。

每個管治者都應明白，最大的敵人，往往源於自己和內部。

「房屋問題說易也行，說難也行。答案其實早已存在，只是做不到，為什麼？因為持份者太多。」

《困卦》啟示人們當面對困難時，應明於理，審時度勢，絕不能坐困愁城，應主動力求解脫。

為何梁特首理應做了兩年有多的「防微杜漸」工作，不見成績之餘，還聲稱「港獨」問題愈來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