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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生於憂患，誕生於數以萬計國民黨「孤臣孽子」滯留香港的年代，這批文人將士以至來自各省的平民百姓，需要一份可以慰藉心靈的刊物，《春秋》正好為他們提供適時的精神食糧。

李龍鑣語重心長地說，歷史對人的重要性，就是以史為鑑，避免重複犯錯。他對歷史的狂熱程度，即是史學家，也望塵莫及。

家父潘華國將軍，曾有機會與孫立人共事，而終未果。事緣新一軍原軍長鄭洞國將軍，過去曾任第八軍長，而家父為其參謀長，駐守湖北長陽一帶，抗日作戰著有功績。

香港不僅是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也是人文薈萃、藝術興隆之地，引用初唐王勃之「雄州霧列，俊采星馳，物華天寳，人傑地靈」毫不誇張。因此這麼多年來，自然結交了不少產官學界的英雄豪傑，灼非兄是其中之一。

陳明銶教授一生志節之堅，而且不求名利，不與人爭，潔身自愛，退休後回到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這20年中，就好像蘇武在貝加爾湖牧羊一樣清苦、孤單、無助。最令我尊敬的還是他擁有作為學者的高貴靈魂。

陳明銶教授每年必抽空陪同老媽乘搭郵輪到歐洲各地旅遊，承歡膝下，他孝思純篤，不愧是一位很重視孝道的學者，是我們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