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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表示區議會如何改制都好，總不能僵化視為政府地方管理上的依附／執行工具，官意主導一切，否則應乾脆廢除民選議席。保留部分民選議席，就擺脫不了「模糊政治」的色彩，這不以法定職能或長官意志決定。

所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第6屆政府任重道遠，新上任的李家超必須好好把握大灣區以及「國際創科中心」的機遇，為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努力，提升本港國際競爭力。

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指出，李家超必須明白，解決市民的住屋困難，並不單是一項民生議題，更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的重要措施。從過去幾任特首的經歷，可以汲取四項教訓。

到底特區政府每年分發的荷蘭水蓋有沒有淪為豬肉獎，出現通貨膨脹的現象呢？我們看看數字吧。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10年以來，特區3屆政府着力解決房屋問題，卻徒勞無功。癥結是以壓抑需求為本，寄望美元掉頭及加息解困。如今十年一覺，美息打回原形，疫症肆虐，環球經濟陷衰退邊緣，倘不知變通，讓監管從寬，香港不易跨過難關。

財政司司長宣布，未來連續5年，政府開支都要大於收入，而且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遠高於以往。這會不會牴觸《基本法》？

歷屆下來，問責制給人拉雜成軍之感，問責官員的名單是長了，但很多人只是做了一屆便離任、轉行，來去勿勿，反映「卡片靚、轉行易」，卻沒有政治承擔及忠誠。

勸告香港的年輕人，你們的出路不是現時能否 「直選」，在於新香港要學習、參照深圳未來30年的大規劃大發展。

曾蔭權就公職失當罪，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今日終院頒下裁決，裁定上訴得直，撤銷控罪；由於曾蔭權已完成服刑，不會下令重審。

我相信市民有興趣知道，林鄭特首在今次APEC峰會，可曾利用這個場合，增加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治的信心？

事實上，雖然特首的年薪只有400萬，比金管局總裁還少一半以上，但其實背後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隱藏福利。

2012年，曾蔭權像前任的董建華一樣，面對誠信破產的局面。他在立法會也作了扮無辜的自我批評。但是，即使承受這樣的屈辱，也難為他爭得同情。

樓市最近發生了什麼事，要政府突然下決心研究開徵空置稅？

要真的「牟取暴利」，那就要在沙士時囤積，在臨跌市時放賣。換言之，「囤積居奇」其實有助在樓市高峰時壓抑樓價。

既然是一家人，就有長幼之分，就應該把話挑明講清楚，讓大家不要花時間互相猜疑。這種做法，近年愈漸明顯。

為什麼董和梁選擇在一月發表施政報告，而曾和林卻要在十月發表？

施政報告反映出政務官們不懂科技創新，只是東抄西襲，把一些建議或別人的經驗彙集而成。

董建華和曾蔭權是軟弱的特首，他們不敢對抗反對派；梁振英硬碰硬，但反對派明確表示不會跟他妥協。如果林鄭認為她的政策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她不應懼怕反對派的質疑。

葉劉淑儀認為未來應刻意推產業政策，只是香港可能遲了數十年。

我一直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沒有責任資助市民去投資買樓。

不管招聘顧問、打探風聲、進行民調、政策研究，中策組的目的都是讓總督或特首接收來自非公務員體系的意見。

香港若要發展，便要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壟斷，改變殖民地時代以來的舊思維

按法例而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立法原意雖好，但有時容易矯枉過正。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鄧小平提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轉眼間，時間已過了將近一半，香港經歷三屆特首管治，是真的沒變，還是停滯不前？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看法，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身為民建聯前主席，見盡回歸前後香港政界事，他又如何看回歸後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