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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柏楊的雜文，問柏楊：「寫出人性黑暗面，觀點是否過於偏激？」「如果社會沒有毛病，要挑也挑不出來……如果只是歌功頌德，才會真的是滿天毛病。」

置身碎片化的時代，就連生活亦難免變得支離破碎。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愈來愈傾向於享受電子郵件、手機短訊和社交媒體的速度，卻幾乎忘卻了手書信函的溫度。

S. Montefiore選輯的書信，提及的人物包括George Orwell、卡夫卡、畢加索、曼德拉，當中的內容十分難得。

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文人的信劄、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潘耀明做過現代中國作家研究，編過文學書和文化雜誌，與文化人接觸和交往特別多，也收集了一些文人墨寶、手跡。

「香港在張愛玲的文學道路上，是一個港口，提供一個轉折，但張愛玲自己沒有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與1949年後上海很多鴛鴦蝴蝶派文人南來香港後大有用武之地極不相同。」許子東教授說。

商業文書和一般文章最大的分別、是要敘事清楚明白，條理分明，長話短說，用詞簡有力。全文不作文藝腔，不作題外話。

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15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1988年8月8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