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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與美國協議中整個同意的事實情況，除了事實描述部分對她有實質的約束性外，其他方面僅僅是美國為了自圓其說而摻進去的東西，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的基石。任何人對司法人員直接或間接，有形或無形地施加壓力或影響，都不可接受。同時，法律界和市民皆有責任捍衛法官的獨立司法權力。

香港沒有以全面暫停償債等劇烈方式，來作為濟助財困企業的方式，這使改革破產法律更為重要，能未雨綢繆為香港未來可能出現的另一次困境做更好的準備。

一年將盡的時刻，相對其他地區的民眾，不少港人多了一層疫情之外的憂慮，對未來更加忐忑不安。

警方拘捕多名立法會議員，控以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人問：法例不是用來保障議員權利的嗎？為什麼會有議員因違反法例而被拘控？

《港區國安法》令一些有幾百年學術自由的知名歐美大學都要定下前所未有的規定，容許學生匿名參與討論或交功課，香港可以是例外嗎？

如果用普通世俗，大家都容易明白的方式去勾劃普通法的重點，可以用八個字，就是「無罪假定、寧縱莫枉」。

上星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一篇長達十多頁的聲明，詳細解釋了香港普通法制度包括的原則和確保司法獨立的要素。

《港區國安法》是由不是奉行普通法的內地草擬，通過前沒有經過在港諮詢，難免令一生在普通法地區審案的外地法官感到疑慮。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香港的法律界往往只曉以他們熟悉的普通法觀點來理解「三權分立」，既缺乏歷史視野，亦不懂現實政治，卻又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是處理近來在香港發生的事。除暴力以外，示威者的口號已從「五大訴求」轉成「香港獨立」。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認為《港區國安法》法律文本充滿國內社會主義法制的特色，與香港普通法的精神及法律語言大相逕庭。

今次港版國安法的中央立法，以及其後特區按《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正好是重新規劃、試驗大陸法與普通法的有機銜接。這方面並不是史無前例，一如一國兩制，歐洲有許多參考經驗。

世界上發展得比香港先進的地方並不多，到別處移民，等同要放棄比較高的生活水平，放棄比較好的職場與事業發展，放棄比較舒暢自由及較安全的生活環境。

已在香港公布實施的9條全國性法律，都沒有訂立個人可能干犯的罪行。港區國安法性質完全不同，將訂明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干犯這些罪行者將被檢控，由法院依法審判。

香港社會目前的現實是，大家一直只強調「兩制」，卻忽視了「一國」，甚至不少人士反對「一國」。這種激進的態度和做法，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來說，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港版國安法」尚未形成條文，影響暫時無從估計，反對派馬上抗議，究竟所為何事？是反對懲處太嚴苛？是反對香港有責任保護國家安全？還是反對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上星期五早上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召開第17次會議，一如所料未能選出主席。下午則由原主席主持的特別內會，議程為討論急切、重要事務。會議期間，有意見聲稱這是奪權的非法會議。

如果我們翻閱回歸之前香港的法律條文，就會發覺到其中一個經常引用詞匯就是Crown，突顯出英國王室至高無上的崇高地位，以及法律建基於君主立憲。

筆者除了是律師之外，亦是兩間學校的校董。最近因教育局宣布停課，不論是學校或家長，均十分關心在停課期間是否需要全數支付校車車資。

烈顯倫歸咎於過去20多年來，殖民地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被特區政府推到極致，導致富者愈富，大多數人卻沒有受惠。他認為這是造成廣泛不滿情緒的社會根源，並不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解決的。

「不移交則審判原則」 800多年前已納入普通法應成為修改《罪犯條例》的首要選項。至於如何和現在的條例和條約銜接，可參照英國的分類辦法。

四贏的修改《疑犯條例》框架，即：一個港人能放心，國際社會能釋懷，台灣能接受，內地疑犯能送返的方案。「不移交則審判原則」是其中一個核心機制。

本文簡單探討「去中國化」以外的政府認知漏洞。應如何修改《逃犯條例》，究竟要考慮什麼問題，應該用什麼機制，或許可見端倪。

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獨立公正、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司法系統，而要做到這點一定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這亦是本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最根本的分別。

溶酶體與蛋白酶體，各有各的適用範疇。溶酶體的細胞器，令身體中數以千億億計的蛋白質須退役時將其降解。被認定須淘汰的蛋白質，則由蛋白酶體另行解決。

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工作者會視法律解釋權是屬於法官的天職，不容其他人僭越。

在可預見的情況下，基本法的條文都能照顧到香港的獨特需求。但是科技的進步會引進不少新挑戰，超越草擬基本法時所能想像到的情況。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擁有永久性居留權的非中國籍居民在各領域貢獻良多，所以容許某些非港人參選立法會議員，以及終審法院可委任其他實施普通法地區的非港人為終審法院法官。

對絕大部分在香港的人來說——或者其實是對在任何地方的人來說——法治是重要的。任何對法治的無理批評絕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好處。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最近來港被拒入境，是特區政府近期最失策的事件之一，它給了無限的彈藥給反對派，告訴全世界「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明明說明公民抗命，以身試法，甘受牢獄之苦。但到頭來面對判刑上訴的結果，心感不忿！

《基本法》確定權力分立所以在香港政制中，沒有出現權力傾斜任何一方情況，但沒有用上三權分立的字眼。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一刻，我們這一代人是可以離開的。但為何不走？是否對前途樂觀？不是。

大灣區發展規劃更將帶動有關城市，成為國家「一帶一路」基建投資外展戰略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