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新冠疫情專題

香港一直引以自豪的公營服務效率，早已丟失得一乾二淨，關鍵原因就是「無心」，缺少了自覺性。於是所有程序都考慮妥當，但就在執行實施上欠缺那一點點的「代入感」，結果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有網民擔心「紅黃碼」存在跟蹤功能，他們誤以為政府利用新版安心出行跟蹤市民，從而發放「紅黃碼」。但據筆者理解，事實並非如此。

據由牛津大學學者整理的防疫「嚴厲指數」（Stringency Index），香港對內對外的限制仍然甚多，打齊針的市民享有的自由（聚集、出入境、上班上學、進出公眾場所等）比歐美從未打針的還要少。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教授表示，研究反映現時本港與內地出入境檢疫隔離措施已影響到市民的生計，生活模式亦大受影響。政府可採用「先易後難」的策略，優先討論與廣東省實現通關的可能性，進而逐步推廣至全國其他省市。

新常態的科技仍然是力有不逮，國際上醫學報告不能互通，即使在內地，全國的健康碼也不能相互承認。如果說疫情帶來的新常態不可避免，要建立一個跟以前一樣或者科技可以實現的機制，目前來說談何容易。

網課出現以後學生學習新的形態，遲早會出現，而且將會是學習方式一個重要的部分。這種道理，要說給外國的朋友聽，讓他們知道我們在疫情下的嘗試，遠遠超過對於Learning Loss的補償。

政治掛帥，經濟民生淪為犧牲品，有寬鬆貨幣政策損人利己在前，貨幣政策收緊損人不利己在後，佢贏你輸，佢輸你都冇得贏。中美全方位角力，全球皆輸。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疫情之前，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已在不斷下降。在動態清零仍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的情況下，作者相信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只會繼續下跌。

每個人成長都需要經歷，都需要時間，我們或許可給予多一點耐心，多一點體諒，才真正能讓子女有不斷完善自己的能力。

隨着新時代的來臨，公務員同事會有更廣闊的空間，建設社會，貢獻國家。我深信所有公務員同事，會一如以往，全力配合下一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帶領香港邁進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從保障老百姓生命與健康的大前提出發，亦要顧及防止周邊的擴散。抓住這兩大重點，布抗疫的大局，施行種種應變政策，中國的「動態清零」，是值得世界各國嘉許的。

第6波疫情蠢蠢欲動，全城議論紛紛。然而，筆者相信若然政府能夠更精準地把確診案例細分和處理的話，就算第6波一旦爆發，普羅大眾都會了解到政府已把它適當地控制着，避免民心不安。

幾十年來，看衰香港的人都後悔莫及，今日看衰上海大概亦如此。當然這次上海經濟必有損失，但上海GDP只佔全國3.78%，工業生產打個5折，兩個月的影響不會超過全年GDP的0.32%。

現時學校已全面復課，筆者觀察所知，大部分學生在經歷停課後更期待回校，亦更珍惜師生在校園共聚，如何安頓青少年的不安及焦慮，正是教師的最大挑戰。

我們發現「想唔想打針」和「真係打唔打針」無必然關係，要大家配合防疫政策，包括打針，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呢？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公立醫院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亟待優化改善，刻不容緩。李嘉誠基金會捐款1.5億元助中文大學醫學院，進一步提升香港醫療體系的效率和效益，為香港以至全球病者締造更先進及完善的醫療服務。

這輯照片，來自《生活如常──疫下群像》攝影集，是要表現各色人等，在這世紀疫症下如何順應時勢，盡其智慮，於不能踰越的界限中，突破自身的樊籬，闖出新路向，及其盼望。

新冠疫情仍未完全離我們而去，理大兩研究團隊分別研發了超靈敏便攜式新冠病毒抗體檢測儀，供市民以方便、低成本方式檢測抗體水平，以及發現1/10港人現創傷後遺症徵狀，呼籲正視市民精神健康，與社會同步復常。

嚴謹的封控措施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大家對清零政策對經濟的打擊相信都心裏有數，我在這裏就不提了。清零措施的效益呢？這要視乎它能救多少人命。

筆者相信，如果此安排能在香港成功實施，將有可能被複製到深圳、北京、上海、重慶等各大國內城市，甚或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等國際城市。屆時，國際商貿往來便可藉此安排得到大幅促進。

國際大都市與防疫成功有沒有必然關係呢？答案是未必。上海人口共2500萬，國際人士只有0.8%，但和其他國際大城市相較，累計死亡人口僅503人。

西方採取與病毒共存的「躺平」策略，風險不小。重病與病死者在醫療開始針對之下規模減少，但死者亦眾，後遺症缺乏應對和報道，形勢未如表面的樂觀。中國堅持動態清零，是人命為重。

一個地方的防疫控疫措施有幾有效？看的應該是額外死亡而非官方數據。曾江的死因不會是新冠病毒，算不算是防疫控疫措施下的額外死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早前擔心第一階段放寬措施會否令疫情反彈和確診個案上升，但幸運並無發生，見到疫情持續穩控及改善，讓本港可放心在復常之路前行。

呂大樂教授慨歎，「政府覺得市民的合作程度不足，而市民又不知道究竟政府要大家怎樣配合才能走出困局。萬一再發生新一波疫情爆發，大家又回到原來的起點，集體經歷另一次『空轉』」。

周永新教授認為，市民所以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並不在於表面的混亂，而是看不到政府有團隊精神。政府的管治能力如江河日下，而市民的互助也因政策的失誤發揮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