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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謝仕榮衛碧堅基金教授（數學）及數學系講座教授莫毅明，剛獲選為陳嘉庚科學獎數理科學獎2022年度得獎者，以表揚其於數學科教及研究的傑出成就。

創新的基礎在質疑問難。假如學生對於見到的事物、讀過的書籍、看過的文章都沒有興趣，不願意去發掘問題、找尋其中真意的話，那麼如何與科技大國爭長短？這些問題非從最基本的教育來解決不可。

劉祖農（J.L.）在大學修讀物理及數學，畢業後教數理科，課餘卻喜歡寫作，寫格律詩詞。這不光是「返老還童」，而是寫詩，得要保持「真的我」才成。

香港科學館10月29日起舉行「2021邵逸夫獎展覽」，介紹今屆邵逸夫獎得獎者及其傑出貢獻，深入淺出地闡述相關學術領域的基礎科學知識，展期至明年1月5日，公眾可免費入場參觀。

「你想激勵孩子，你想讓他們有可以分享興趣的朋友，你便不應該給他們壓力。因為如果你對一個孩子造成心理傷害，那將會影響他們一生。」傑夫·奇格教授說。

教授數學真的必要嗎？我成立一個以數學教育實驗為主的教師團隊，請有意改進數學教學的老師一起研習，可以在自校做教學實驗，分享經驗。

大家覺得數學是個抽象、單純、空靈的學科，想不透要怎樣才會和他們覺得實際、複雜、務實的生物學扯上關係。

早在其他人還在仰賴直覺、本能、老派研究方法做預測的時候，西蒙斯就已經決定挖掘堆積如山的數據、運用高等數學、研發最先進的電腦模型。他激發一場革命，橫掃投資世界。

籠子裏有若干數目的雞和兔子，共有35個頭，以及94隻腳，問雞、兔各多少？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於財務或保險的數學與統計科學。學生通過接受金融、統計以及精算理論的訓練，考取牌照後成為精算專才，結合本地乃至全球的保險市場課題。

在「畫出想法來」的課堂，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環節，是讓學生們哇啦哇啦地說個不停，和同學或老師之間對話，可以讓學生放聲思考，打通自己的思路。

科技和人文是分不開的，難怪有實驗顯示人在50毫秒之內便能判定一個東西美不美，原來它竟是祖先傳給我們的內隱生存能力呢！

「畫出想法來」是先給學生打開一個投入學習的闊門，營造一個活潑貼地的學習氛圍，讓學生放膽嘗試，用自己擅長的工具去展示自己的思考的角度。

其實老師都會認同，學生犯錯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切入點。學生敢於寫出有別於標準答案的做法，我們才能夠和他們有真正的思想交流，不用強逼他們不明不白地死跟一種做法。

由於在數學課裏，要學生「畫出想法來」是一個新嘗試，事前大家多少有點擔心，不知道學生會畫出什麼來，甚至可能什麼也不畫。

觀課時和課後看學生的作品，每一位的內容都很豐富，填滿一張A4紙。他們畫出來的分餅方法各適其適，配合圖畫而寫出來的答案也各有不同，不像平日上數學課時，常常因為怕出錯而什麼也不寫。

作為數學老師，當然希望學生可以跟數學做個好朋友，所以會找尋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嘗試把數學各種的好，展現出來。

當時莫里斯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

我們說「教育改變命運」，那麼，究竟受教育和沒受教育的差別在哪裏呢？

在此寄語當局，在檢視及重整新高中課程時，請着眼在如何騰出空間，讓學生能學以致用，將知識化作創新意念，擴闊學生視野，那學習才會有趣味和意義。

數學是什麼，這可不是簡單的問題，就連專業數學家也難以回答。

每個學生都有學習經濟學的潛質，但一些數學運算卻令其卻步。

1=4，2=8，3=24，4=? 這問題似乎最近在廣為流傳，吸引了不少人的興趣。有人得意地表示自己答對了；另有人則中了圈套，提出被出題者指為錯誤的答案。

由小學開始，在哲學博士媽媽的諄諄教導下，盧安迪深知讀書學習的關鍵在於用「心」吸收知識，提升自身能力，並非為了應付考試。

應用統計機率的大前提，是「次次都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思維並不適用於統計機率。

宇宙或許讓許多人大感振奮，但是同時也讓人深覺渺小。

13的平方，加上43的平方，得出數字2018。13有快樂成分，43有幸運成分，今年2018年可說是「快樂平方加幸運平方」。

把最好的給最有興趣的學生，而不是逼學生學他們也許用不着的東西。

湯博士認為港深兩地各有優勢，不須視兩地科技發展為對立面，反而要互相配合。

參賽者在一瞬間算出答案，靠的主要不是運算速度，而是數學推理能力。

他們對我的計劃很感興趣，但對利用上數學課的時間教象棋的做法就甚有保留。

由於報讀人數持下跌，過去五年每年只有一名至數名畢業生，香港大學將於2018至2019年度，取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兩個主修科，令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其實大學之道如此，中學的命運亦大同小異，高中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因報讀人數每況愈下，早已成為「夕陽科目」；純理科組合「生物、化學、物理」已從舊高中學制的「黃金配搭」，淪為報讀者不斷減少的選項。是學生選擇使然，是社會風氣改變，還是教育政策一手做成？   資源分配要與時並進 自教育改革推行以來，管理主義之風盛極一時，無論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都要千方百計證明自身是「物有所值」，否則在衡工量值和事事問責之風下，會被斥為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及資源配置失當，輕則所得資源日削月割，走上「陰乾」之路，重則面臨慘遭淘汰的厄運。影響所及，大學講師之表現與發表論文數量和學生評估結果掛勾，科目之存亡與報讀人數息息相關。大學如此，中學亦然。自新高中學制後，教育當局大力鼓吹學生自由選科之機制，「市場」力量由此進入中學之門。各科百花齊放，自由競爭，欠缺吸引力和市場前景的科目自然備受冷落，中史和中國文學等首當期衝，數理化等純理科亦面臨厄運。中國文學和中史在會考時代分別有一成一和三成一的選修率，但在第一屆新高中開始時先減一半，到第五屆中六時再減一半，最後只有約半成和一成的選修率，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至於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三大理科的情況，修讀比率也由2009年的7.07%，一直下降至至2015年的4.23%，修讀學生跌幅近半。數學延伸單元一的選修率更由第一屆的11%一直下跌至第五屆的5.7%，數學延伸單元二的選修率也只有8.2%。 事實上，在功利主義作祟下，不少家長和學生不再視教育為進德修業和全人發展的途徑，而是將教育當作「投資」，期望在付出時間與金錢後能取得實質回報，所以選科以「賺錢能力」和「就業前景」為重，被視為「錢途無限」的經濟科成為新高中選修人數最多、選修率最高的科目，而新興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也躋身最受歡迎科目四強。社會風氣和教育政策互為影響下，教育事業漸漸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顯而易見。 當然，教育事業理應回應社會之需要與訴求，不論大學還是中學，科目設置與資源分配也要與時並進，不可墨守成規。然而，市場化和用家主導的做法走向極端，會演變成只斤斤計較於眼前利益，忽略教育工作的長遠回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殊非立竿見影，有時也難以具體量度。教育當局和決策者，也不應只知經濟效益而無視社會影響，以致執一廢百，因小失大。就中國歷史科發展而言，教育當局以其課程內容未能與時並進為由，取消其獨立必修科的地位，在初中引入各種綜合科目，致使國史教育岌岌可危，終衍生新一代國史知識貧乏和國族觀念淡薄的弊病，是為港獨思潮的溫床之一，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又以大學教育為例，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學有所成者可投身太空科技探索，造福人類，也可投物香港以外的科研工作，報效祖國，放眼世界。 要言之，大學乃探求學問和創造知識之地，而非取悅學生和家長的補習機構，萬勿以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益決定一切；中小學教育亦有移風易俗，陶鑄人群之作用，實不應以市場主導和管理主義作為教育施政的方針。

早前應邀擔任澳洲數學比賽香港賽區的頒獎嘉賓，以下是我在典禮致辭的譯文。

「當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很多經濟系的研究生連微積分都不懂。在主修經濟學的本科生中，我是唯一學過微分方程的人。那時有些經濟學教授也不識數學！」

2015年7月27日，正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的香港學生盧安迪，在香港大學訪問當代數學大師蕭蔭堂教授。蕭教授為哈佛大學數學教授，早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兩人雖生於不同年代，但同樣醉心數學，是次訪談是兩代數學研究者的對話。

追溯中國的歷史，便可發現漢朝和宋朝的科學能與西方媲美，這源於當時文人輩出，寫下不少千古絕唱，包括屈原的《楚辭》、諸葛亮的《出師表》等。加上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運用列傳和傳記等前所未有的寫作方法，足見當時中國人創意源源。然而，這些情況並非只在漢朝和南北朝發生，唐朝和宋朝以後也有很多出類拔萃的文人，譬如李白、杜甫……一直延續至清朝的曹雪芹，他們的文章和詩詞熱情澎湃，均是很漂亮的作品。這表示中國人有足夠的感情和創意，可是未能在科學上加以運用，以致科學成就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