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認為國安處標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又不提供任何理據,卻要求提交大量資料,是「濫權和不合理的做法」,因此拒絕提交資料。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市民即使因為政治理由,也不能忽略公民責任。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自古以來」的,而是外向型、複合型,且多元複雜的。在「新香港」下,這些觀點和討論會否繼續延續下去?還是會定於一尊呢?對於往後香港的身份認同培育,又會有怎樣的影響?
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97前和97後,香港的管治為何會南橘北枳呢?
專業教師愛護學生,不會向學生散播仇恨的意識。教育的基本責任之一,是讓學生學會與人相處,特別是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在學生心中種下仇恨的種子,將會為學生帶來終生的心理陰影。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傷害。
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這個年代,不管幹什麼都無法和政治一刀兩斷,但作為老師,我堅信一個原則:教育必須獨立於政治之外,它至少不能淪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到底有沒有華裔的代表社區說話,又能被美國所接受?其實在總統這個層面我覺得是不大可能了,但是我也說了我的預測,在內閣層面、在州長、市長層面都是有可能的出現華裔政治家的。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可以呈現另類的政治可能性,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看世界的方式,此亦是政治哲學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但這些可能性會否過於樂觀或者烏托邦呢?
由人性中爭權逐利的普遍傾向,論證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政治現實主義需要回應一個問題:即使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觀察是基於一種對於人性的深刻洞見,那為什麼在國家之內我們可以講道德講公平講正義?
國力的強弱是相對的,因此每個國家都要考慮自己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而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亦影響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因為如果其他國家在合作之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變得比自己更加強大,就無疑是削弱自己的國家安全。
講述香港參與中國革命的電影有很多,我喜歡集中看香港如何從中與外國打交道,因為中國革命時,不同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及日本,都喜歡用香港作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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