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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只有一半收入較高的住戶才是真正在付擔本地高昂私樓。(亞新社)

港人在住屋上的負擔

雖然香港人的住屋負擔要輕一些,但仍然十分沉重。儘管香港人的住屋開支相對較低,但人均居住面積卻極為狹小,遠低於其他先進城市,反映了本地人在住屋質量上的沉重負擔。

原因是不少業主失蹤或失聯,又或是因一至兩個釘子戶的糾纏,令大部分居於這些瀕臨倒塌危樓中的小業主動彈不得。(Shutterstock)

少數服從多數

要社會進步,需大眾携手。香港十多二十年來市區重建步伐仍未達到預期,進一步降低強拍門檻是必須,而法治的香港,已透過土地審裁處及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障小業主的私有產權,相比起市建區的一刀切,更加有保障。

筆者幾年前曾分析不同國際大都會的新產業政策,在這五個「大都會」中,紐約和倫敦的新產業政策最為市場導向,上海的則較多由政府主導。(Shutterstock)

香港新產業政策的理論依據

政府制訂可量化的政策性目標後,一定要作出定期性的檢討,對於那些不成功和效果不佳的新產業政策,可作出修訂改善,也可取消和停止資助。切勿一錯再錯,動用更多的財政去資助一個沒有前途的新或舊產業。

設想有一塊沒有明確產權的公地,誰的拳頭夠硬便可在此公地上搶得更多使用權,這便容易造成紛爭,形成社會損耗。(亞新社)

公地悲劇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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