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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臨着碳足跡過大的挑戰。近年來，香港政府積極採取各種措施，致力實現205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此外，政府還提出了利用氫能源作為實現碳中和的關鍵措施，未來將積極探索如何生產和利用綠色氫能。

雖然香港人的住屋負擔要輕一些，但仍然十分沉重。儘管香港人的住屋開支相對較低，但人均居住面積卻極為狹小，遠低於其他先進城市，反映了本地人在住屋質量上的沉重負擔。

香港的大學學費自1996年都沒有調整過，但通脹不斷增高，歷屆教育局長都覺得須適時提高大學學費。現屆政府為了公帑用得其所，終於將現今接近九成資助，分階段回復為八成。

近年香港電影題材愈趨多元、新晉導演、新演員、人才輩出，電影業的底蘊深厚、觸覺獨特，讓人期待它能在傳承中不斷創新，讓更多海內外觀眾能欣賞到香港故事獨有的文化魅力。

當初，銀行為了配合中國要迅速城鎮化的需要，盡量向發展商開綠燈，尚且可視作因事制宜的妥協；但後來城鎮化速度開始減慢，供應基本有餘的時候，銀行就不應無節制地向開發商提供資金了。

要社會進步，需大眾携手。香港十多二十年來市區重建步伐仍未達到預期，進一步降低強拍門檻是必須，而法治的香港，已透過土地審裁處及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障小業主的私有產權，相比起市建區的一刀切，更加有保障。

教材是教師教授學生的主要憑藉，是教師進行教學，從事教育工作的武器和依據，更是學生獲得系統知識以啟迪思想，致力提高思想品德覺悟的重要工具。因此，教材內容的正確性和高素質決定一切。

打工仔為何反對公務員加薪，我有點不太理解。作為打工一族的成員，應樂於看到社會的整體工資水平上升，而不是下跌。這樣，打工仔的收入才會水漲船高。

要做好協調、提高效率，其實應該整合更多部門而非分拆得更仔細，令政出多門、各自為戰，最後又要在「頂層結構」設立更高職位去「協調」。

一款汽車以及一個樓盤，市場是否接受並不在於發售時的成績，而是有沒有二手市場，如果沒有二手市場，代表市場不接納，結局是壽終正寢。

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政府制訂可量化的政策性目標後，一定要作出定期性的檢討，對於那些不成功和效果不佳的新產業政策，可作出修訂改善，也可取消和停止資助。切勿一錯再錯，動用更多的財政去資助一個沒有前途的新或舊產業。

對於不少人來說，以小博大買個希望可以蓋過部分理性的計算。現在樓市重回高位，不少人上車的希望愈來愈渺茫，說不定這次大抽獎能夠吸引一些絕望的無殼蝸牛吧。

以增加差餉收入取代高地價政策，是有助穩定政府收入的公共財政手段。但引入累進差餉制度及為自住物業提供恆常寬減對香港的物業市場有什麼影響？社會需要認真討論。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政府本身不會濫權；濫權都是人，都是掌握和行使公權力的個人。防止濫權就要確立法治：法律必須公正，亦即堅守公義，無人能凌駕法律；法律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違反公共利益的法律都應廢除。

也許政府的邏輯，非普通市民可以理解。飲食業不明不白成了防疫抗疫的犧牲品，只能大嘆倒霉了。

英治時期，總督會同行政局坐鎮，天塌下來，香港人都放心，又如何會有如此「小學雞」搞出「大頭佛」的超級鬧劇出現？

我不認為政府需要在山竹過後決定全港停工一天。但特首只是呼籲僱主僱員「互諒互讓」，甚至以政府為例，期望私營機構的員工像公務員般，打個電話給上司，說交通不便，上不到班便萬事大吉，未免兒戲。

經過多次與政府相關官員溝通後，政府在立法會上正式改變初衷，將社工與學生的比例，由1:600降至1:400，同時接納兩校一社工及每周基本駐校兩天的建議，服務標準改善亦意味需要額外增加撥款。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政府愛唱三首歌，第三首是《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台灣政府卻愛唱：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

依靠政策改變來主導社會經濟發展，不可以由上而下，由政府領導強勢推行嗎？但以目前所見，特區政府既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同時也未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究竟這個「平衡」本身，是不是公義的平衡？若不是公義的平衡，我們就沒有必要維持。

將政府視為上市公司，市民是小股東，管理層每年承諾兌現固然令小股東受益，否則牽涉小股東制衡，迫使公司加派或增派股息回應不滿。

思考，不應該由政府來包辦；對大麻說不，應該是年輕人慎思明辨後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