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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改革對大多數人有利，改革過程往往仍會招惹激烈反對，以致不少對社會大眾有利的改革容易胎死腹中。改革為何總是如此「惹火」？

整頓吏治及官場風氣已成為改革香港的核心與關鍵。對於香港特區日趨「中國化」的官場來說，解決辦法自然也須是中國式的。而中國歷史上整頓吏治和搞改革最有辦法的人，可能是雍正。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要一所薄弱學校重新得力，要達成真正的改革果效，首要的是要激發所有持份者的共同改革心志和堅毅動力，也即是說要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幫助他們建立有效團隊，有希望就有動力。

治港者身為第一責任人，對解決香港社會問題需有自我革新的勇氣，面對不同決定時思考對社會和推動社會價值的影響。

筆者對民主議會制度思索很久，也有一些看法，可以給大家分享。但想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因為在社會科學上，經濟學是實證科學。也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供大家思考。

一個謙卑、恭和有禮兼教學經驗卓越的校長，愈能展現良好品德素養，虛懷若谷，用人為才，愈能取得同工的尊重和信任。不過，無論怎樣，我們需要在校長領導以外，建立一支能分享共同信念、願景和使命的教師領導團隊。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30周年，是北上廣網絡平台近期的話題，他的持續改革和「防左為主」觀念，被歷史學者視為值得記取的改革經驗；有學者發表長文，論述極左錯誤造成的災難。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世界大勢日新月異，教育亦要與時並進，這絕對無容置疑，更何況現行體制的諸多缺點，不勝枚舉，已確實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何不乘着大亂後，社會氣氛稍為緩和的時機，來一次大刀闊斧的除弊革新呢？

一代人做一代事，每一代人都不能迴避新挑戰，須在逆境中求突破，在迷離中找前路，在錯綜複雜中理順思緒、擇優而行。

改革家胡耀邦的改革理念，在於以人為本，扭轉極左折騰之弊，任何政策和舉措必須受實踐檢驗，消除家長制一言堂。北京思考群為此紀念他105歲冥壽。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金庸曾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心」是一切的主宰，所有的改革必須從心做起才會有效。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通過甘肅項目參加者大量筆記的內容，可以一窺內地教育工作者對中港二地學校教育不同的感受和心得。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應是1980年華國鋒退下之後，他以軍委主席的職權和政治威望統領中共中央。

為什麼我們在初中三年，我常常說的就是：為什麼要他唸井田制？井田制度是甚麼來的？我們當老師的，或是負責課程設計的，完全迷失了方向，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我們老師也是這樣做的。」我們把繼承自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東西都放在餐桌上，卻沒想到這樣的菜合不合學生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