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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去內地，等於飄萍於四海。要紮根於大陸，必須要常駐在某地，最好就是北京與上海。北京是政治中心，做大買賣，離不開北京。上海是商業與金融，生活比較方便，人文氣色濃厚，與香港比較接近，香港人宜居的地方。

晚上有空，去和平飯店，聽那些老傢伙，彈奏爵士音樂，消磨一個晚上，是上海的特色，是上海的腔調。是中國的唯一。

內地對年輕人多樣的品格培養，充滿決心，把他們從某些妖化、俗化、弱化和物化的社會氣氛中改變過來。中共總書記斬釘截鐵地定調：「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是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

懦弱只會奪走我們的安全感，「潤」雖然是可以理解的個人選擇，卻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希望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都能找到新的目標。

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香港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中國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積累知識、經驗和技巧，並且培養相應的治理人才。

中國經濟出現下行壓力，國家實施讓利措施，但這導致國家的財政容易出現赤字。因此，此類讓利措施只能用於救急，並非長遠之計。

雖然大家可能很着急青少年融入大灣區，但也不適宜使用強硬的態度。吸引青少年了解大灣區，可以先從普羅大眾的吃喝玩樂開始，然後再深入了解文化及歷史。

港人寄希望於新一屆的特區政府，與及由愛國者組成的治港團隊，能夠在堅守愛國立場的前提下，保持和西方世界互動共融，兼容並包，堅持開放，走全球一體化的道路，為祖國捍衛南大門引進颯颯西風的一扇窗。

如果說過去的5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今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那麼未來的50年會是什麼樣子？

1959年美國國務卿拒絕和周恩來握手，那是「抗美援朝」剛結束的第二年，美國人小器是無法的，尼克遜在書中說了：「我們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劇。」

美國雖錯誤地以遏制中國為核心國策，拜登也犯上同樣錯誤，但美國已失去了阻止中國復興的機會了。究其原因，是美國浪費了太多資源干涉別國的發展，以致自己國內問題叢生，政府欠債纍纍，通脹高企。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保護文化遺產，宣揚人文灣區的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具嶺南文化的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活動，均應予以彰顯。

編纂《香港志》是個曠世工程，較編校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要求多得多，因此需要更多專家以及更多時間反覆求證、琢磨。為香港修志，任重道遠。

團結香港基金與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等團體舉辦港穗雙城圖片展覽，由12月13日起至明年1月8日，於香港交易廣場及廣州市地方志館同時展出300多張珍貴圖片及展品，呈現兩地2000多年的淵源。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第14章詳細敘述改革開放40年兩地音樂交流的全過程，重溫小小香江的音樂能量，如何在大時代留下歷史的音符，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流行、古典樂人樂韻前仆後繼，不分先後。

古人好獨善其身，但今天的社會，是靠社會上每個人所盡的每一分力，才能順利發展。一個人若不肯為社會的發展盡力，他便是社會的寄生蟲。

夏寶龍今日（6日）下午出席《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時表示，愛國者治港是要搞「五光十色」，具有多樣性，體現在身份的多樣性、價值理念的多元，以及社會制度的包容。

額外補習帶來額外課業、老師知悉學生有外力支援而布置更多家課、學生補習走動需時，因而令學生負荷加重，不利心身發展。當年本港無計可施，一國的另一制就可以針對弊端對症下藥，高效聚焦地把情況控制。

中國共產黨提出共同富裕，這當然合乎憲法和配合國情；在西方社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這也是促進人類福祉的崇高目標和偉大實驗。

想起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的「十六字真言」——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值得注意的是，劉香成口述的不僅是事物的回憶，還帶出一些思考——事物總有多個角度。

深圳的迅速發展正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微觀縮影。這種獨特的治理結構確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創新。

鄭永年認為，任何一座城市硬基建的高峰總會過去，要想成為歷史長河中的明珠，就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就需要精神層面的指導。換言之，就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軟實力，即一個城市的精神與品格。

新一代選擇移民的香港人，由於有外國政府的協助，走得比上一代容易，不用付出太多的代價，話走就有得走。放棄了原有的職位，原有的前途，與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在外國獲得更好的替代嗎？

鄭永年教授提醒，東南亞國家應以自身利益為重，避免成為美國同中國發生代理人戰爭的代理，因為這對任何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好處。

近月多個行業被整頓，孤立地看，都有道理可依，但出手太頻密，社會未必經受得起，容易使人猜測改革開放的遊戲規則是否改變了。

有些千禧一代只變成生活在無聊和無知的舒適中，不重視工作，不能自食其力，美國千禧一代的競爭力會如何？你願意發哪種夢呢？

香港社會貧富依然有差別，但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國人就這樣建設成一個和諧的華人社會。三千年來罕有的安居樂業，直到1997年，連同豐厚的儲備，交還中國。

《香港志》記述範圍上溯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活動，下至2017年7月1日特區第五屆特區政府的成立，橫跨7000年的歷史變遷。編修《香港志》是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史學工程。

共產黨是目前中國的政治主體，這個政治主體出了問題，經濟再發展，社會再發展，國家最終也是會有問題的。

「經驗地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存在，不僅沒有過時，反而為中國帶來愈來愈大的現代性。」

改革開放後，中國走向工業化。生活在城鎮裏，要把孩子培育成材才有用，孩子多反會成為包袱，沒法集中資源加以培養。所以新一代中國人多選擇少生精養的策略。

中國已經從西方的經濟模式中學到了很多，並從中受益良多。難道美國不應該向中國學習嗎？ 畢竟，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兩個超級大國。

陳培勳不顧戰火漫天，隻身北上入讀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完成後在重慶的中華交響樂團出任低音大提琴手，其間結識李凌，為日後在中央音樂學院共事創造條件。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實在仰望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和大學制度。中國政府明白階級定性、推薦入學等禍害不得不除。

《人在天涯──南渡》書中反映這一段改革開放大時代歷程。透過書中幾位主角，鄺帥、余天海、唐明，三線發展的故事，具有警世、勵志的作用。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由於中國在運用國家之手方面比西方更有經驗，加上資訊科技與大數據都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中國的混合型經濟的優點日漸明顯。這一方面加強了中國的自信，同時亦引起了西方的猜忌。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近日發表演講，認為中國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但他認為西方並不理解中國，原因是西方一直忽視了中國擁有獨特的文化和現代性。

筆者特意邀請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以及《明報》投資及地產版資深主編陸振球出席《何民傑會客室》網上節目，評論習近平南巡對香港有何啟示、深圳40年改革開放的得失。

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史無前例被押後無期，讓特首與內地相關部委先商討若干事項，反映香港今不如昔的地位。這個情況令我生起香港融入深圳的想像。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有句說話：「做又36，唔做又36」。因為當時的工資一律月薪36元。這樣貌似公平，卻失去了努力的誘因。個人再努力，亦跳不出黨訂出來的條條框框。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中共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