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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對外開放新戰略的主要部分，香港可從四方面與國家戰略對接。

修改憲法、法制建設、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今天回顧鄧小平一生，無論他是實用主義也好，功利主義也好，總之首先尋求存在，再尋生機；生存和活路也顧不上，還說什麼發展？更不用說什麼救世抱負、豐功偉績了。

為了有效應對美國意圖通過在貿易、金融、科技等方面的遏制，國家迫切需要在西方世界開拓新的國際經濟空間、擴大中國的發展腹地、強化歐亞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最終建構一個強大的歐亞經濟共同體。

在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進行轉型管理，同時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尋找新的發展路徑，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轉型具有獨特性，是名副其實的「史無前例」。

《大道薪火》以獨特的視覺，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中金融行業發展的空白，也讓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共產黨發展金融業以推動社會發展，並不是1978年改革開放才出現的新事物，而是在1931年已經開始。

東晉初年（公元323年），中原大批士族因五胡亂華遷往江南地區，需要建成安居，他們找風水大師郭璞選擇地點。

單偉建在今年香港書展上，分享了他對金錢、經濟和歷史的獨到見解。他的故事展現了一個中國人在動盪年代中逆境求存、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

中國採取的是階段式發展目標，推動整個國家經濟發展。規劃是關鍵，政府要有清晰的長期規劃，才能夠按期實現目標。當整個經濟鏈條轉動起來之後，實現目標就水到渠成，而且動能十足，如同在高鐵的預定軌道上奔馳。

歷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聚焦下一階段的發展。二十屆三中全會18日閉幕。今次三中全會聚焦3個方面：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防範及化解重大風險，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繼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國，強調繼續改善經濟、完善制度、穩定社會政治、繁榮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現代化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香港的制度優勢獨特，可補充內地體制之不足，內地或難以複製香港的一套。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都有無法取代的作用。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筆者認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不但不是舊瓶裝新酒，將來更可以是中國新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從實踐中來，估計將來有更多學者專家們珠玉紛陳，精彩可期。

今天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內地大灣區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臨界點。深圳河不應成為香港人認知的障礙，它應該是港人的福祉。香港人，努力吧！

中國通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一躍而成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各領域的先進發展令舉世讚歎；而反之，曾為中國大陸現代化急速發展起了引進窗口和學習對象作用的香港，卻不進反退，變得平庸和迷失。香港今生是否已窮途末路？

在人人擁有社交媒體，網絡資訊傳播無孔不入的今天，讀書風氣漸失，再如此下去，恐怕連「讀書人」這個稱謂也可能成為歷史。特區政府響應世界閱讀日而設立全民閱讀日，初心可嘉。

整個新中國發展歷史，一定會經歷不同程度的起起落落。每一個決定可能是對，可能是錯，但最重要的，是一切以民為主，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為依歸，不斷改進、修正。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在國家的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將得到源源不絕的發展機遇，但香港也必須在制度、法律、政策、規則、教育、培訓、政府施政和社會投入上作出艱辛的改革和提升後才能把握好和用好那些機遇。

儘管面臨各種挑戰和經濟體制機制的不足，中國迄今為止成功地保持了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利潤也在2022年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長。那麼，為什麼過去大多數悲觀的預測並未實現呢？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慶幸有生之年目睹這個巨大的變革。

儘管有着黨中央的集中領導，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考慮到國家的龐大規模和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已經有幾千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演變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作用不容忽視。

本科四年，李克強像兄長一樣時時關心我、呵護我。李克強，你的音容笑貌依在，你是我的兄長，你永遠活在小弟的心裏！

拜讀《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讓我回憶80、90年代與內地高等教育界的交往。

為了全世界的和平發展，政治的多極化和安全的多極化很重要。美國極度害怕多極世界，並力爭維持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單極秩序，但多極世界比任何其他秩序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在那個百業待興的年代，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以黎錦超教授為代表的先賢們架起了中外建築學術界的橋樑，增強了國際學者對內地建築學的認知。30多年前先輩撒下的種子，在今天結下了豐碩的果實，讓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受益。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

新的世界秩序可能看起來十分複雜，但正在發生的改變意義深遠，也將為許多人或企業，甚至國家提供更公平的競爭機會。對企業而言，它們應該沉下心來，認真地審視和思考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

儘管歷年來都有跨國公司因為不同的原因離開中國，但大部分的跨國公司亦會依然繼續在中國經營和進行投資，同時亦有新的公司進來，或者發展新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

洪勝生老師在福建師大附中退下教席後，並沒有中止其傳道、授業、解惑的事業，反而積極地在紙媒開闢新天地。他以其累積了數十年、已達爐火純青的語文教育功力，提煉出一則又一則的金石良言。

在東方，失敗者是裕仁，侵華結局是吃了原子彈，但居然逃過戰犯之罪，還當了虛君44年，日本變成美國附庸。毛澤東「抗美援朝」勝利，換來25年的自力更生，中美和解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換來45年的脫貧致富。

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未來之路離不開「創新」二字。中國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經濟總量、發展水準等因素，決定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複製別人的老路了，必須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中國式改革，最後能否創出另一套中國式軟實力與美國抗衡，令中國在經歷眼前的困境之後，能夠再創高峰？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中國改革開放後所經歷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總的來說，中國取得的進步是比較多和顯著的。而且因為它內在的「試驗、學習、調整」的規律，它亦形成了一種自己修復的能力。

市一定要救，但救的是已支付部分房款的民眾和爛尾樓，不能援助已建成卻無市場要求的地產項目，不能援助投機炒賣的購房客，地方與中央財政，不能用作延續地產泡沫。

18世紀英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國，但等到1840年才發動鴉片戰爭，擊敗大清。最終，這段百年不遇的變革，成功是日本1856年的明治維新，1861年取消農奴制度的俄羅斯帝國，但國力已強是美國。

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不斷地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機制，並運用它大規模的組織能力，使整個國家具備高韌性的發展，在困難中始終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這是我認為中國可以的原由。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一些範疇亦處先進國家前列。中國的物質文明，將在美國政府全力阻撓下繼續前進。但如何繼續發展中國精神文明，及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協調將是關鍵。

雄安成為新聞焦點，不是因為它的建設，而是因為習近平考察的陣容。從現實角度看，這反映中央對雄安的重視。但不少圈內人卻從政治角度看，這樣的態勢主要是突出習近平「眾星拱照的核心地位」。

父親已去，我唯希望在文字裏「留住」他。我把父親彌留之際我對他說的一些話收錄於此：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這一代一代的學生中，一定會有些人將您的經濟學理論和思想傳承下去，這就是您生命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