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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電視台推出《肥美人》選舉，引起一時話題。這個節目告訴大家：無論什麼事情，都應該「有得揀」；即使選擇不多，但至少要保證選擇的權利。

港人期望問責官員和政黨既要互相支持，也要互相制衡，不可以為了達成政治默契而建立起人身依附關係。這現象積重難返，最突出就表現在土地、權力和資本互相掩護的三角關係，長期如此，成為深層次矛盾，糾纏不清難解。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中央絕對不能讓3月27日的選舉選不出行政長官人選；而假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這風險便不能完全排除。所以，立法會選舉「有競爭，沒名單」那一套，對行政長官選舉是不適用的。

政府不要指責市民「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因為很多事情無法理會。更不要指責人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向手中書」，因為眼前很多事情都只能獨善其身。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無法容許破壞國家利益的人物進入政治制度，是世界各國的底線。「如果有一些人因為不符合愛國者標準，或跌入反中亂港份子而無法競選，導致選舉結果未呈現五光十色亦是無可避免。」

2019年出來投票的每100個人，非建制與建制的比例大約是6:4比。看看這0.442數值，就是顯示出非建制與建制的比例其實已收窄到5:4。

特區政府從來沒有提出對選舉投票率有什麼期望，是70%過關？抑或是30%？也許不明言才是聰明。

眾所周知，低投票率一向對依賴「鐵票」的民建聯等建制政黨有利，他們主動催谷投票率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失敗之後，香港的大學教育應真正地好好推行通識教育，而不是禁制中國化。

完善選舉制度，完善並非一個形容詞，而是一個動詞，要在多個方面不斷完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影響整個香港政治生態，更加需要不斷完善。

立法會內仍然會有不同政黨，但中央不會容許「一黨獨大」，政黨不能成為議會多數黨進而成為執政黨，這只是西方模式，並非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有些會員根本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成為會員，因為有一些會員是參加個別活動後就自動成為會員，毋須申請，也毋須確認。但如果無端端公開名單而招來否認，不是自找麻煩嗎？

新民黨7月31日慶祝成立10週年黨慶，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希望未來能持續服務香港，培養年輕政治人才，也祝願疫情早日結束，社會安定繁榮。

市民不想跟港府鬥氣，但他們總覺得官方卻經常與主流民意鬥氣，那就你有你鬥，我有我棄（hea）了。這種反應，甚至到了「自動波」的階段，不用其他人鼓勵，市民已經懂得反讀港府的話了。

如今香港政治局勢大致平定，為何建制派議員的表現仍然乏善可陳？

變革不能只是口號，需要實質的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變革的方向是什麼？要造就怎樣的新香港？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自國安法公布實施以來，反對派似乎偃旗息鼓，不再猛烈抨擊現任政府，反倒是建制派陣營近日頻頻出招，嚴厲批評特首林鄭月娥，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有獨到觀察。

北京希望香港人愛國，但對選民打耳光將產生反效果。香港人將投票權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希望政府尊重選舉結果。

今年5月，由新港人組成的紫荊黨橫空出世。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到目前為止，紫荊黨並無在選舉中脫穎而出的能力。

建制派跟特首割席，令支持政府抗疫工作的力量更單薄，政府推動各項政策時阻力更大。特區政府抗疫成績差劣，究其原因，是政府抗疫工作有五宗罪。

一群絕對「不洋」的海歸精英成立了紫荊黨，消息傳出，原建制黨的反應大都是不以為然。

政府天天呼籲市民合作抗疫，而偏偏自己卻沒有全面總動員，於是出現18萬公務員大多數留在家中避疫，而衛生署卻表示尚欠百多名人手的荒謬情況！

幾百萬市民被一場瘟疫壓抑了一年，抗疫之後抗抑鬱的唯一辦法是宣洩一番，如果遊行示威還不足以表達的話，投票宣示不滿將是後續。

香港時事評論員屈穎妍寫了一些文章，批評政府抗疫不力。屈穎妍是建制派嗎？

政圈已出現一種現象：批評林鄭就是取得市民好感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哪一方，只要批評林鄭，都可以得到市民的掌聲；愈是批評到位，就愈多掌聲。這種情況跟2003年各界批評董建華一樣，所以建制派也樂此不疲。

紫荊黨尚未運作，無法得知它是否可以爭取到港人認同，但看它「出場」時的安排，卻令人覺得它跟香港「距離」很遠！

橫空出現的紫荊黨意味着中共對香港政府、市民及左派群體徹底的失望和不信任，並且正在醞釀某些重大的舉措。

從中央全面管治香港的角度思考，除去民主派後，讓一股愛國新力量參與各級選舉，藉此制衡本土建制勢力，並顯示政治多元，只有好處而無風險。

特首所帶領的特區政府，如何能夠令香港重拾升軌，見仁見智。而香港立法會如何能夠發揮作用，合力令香港再次強大，在議員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的當口，值得認真討論。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我們一向都聽到那一班非建制議員講，「留低是很難，離開是很容易」，其實，我覺得他們沒有講出真心話，他們應該與我的租客一樣，「留低是難，離開是更難」。

政治人才不只是建制派沒有，建制派以外也沒有。為什麼具有政治領袖潛質的香港人，不願意出來當政治領袖？這才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政府真的要好好正視年輕人的價值觀念，及他們對自己身份的看法；與其採取敵對的態度，總是教訓年輕人不應這樣做、不應那樣做，政府是否有更好辦法疏導他們的不滿？